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1〕
这就是说，只有在正确地“知人”，也即与异质文化的“比较”中，才能客观地“审己”，科学地把握与发扬自己之“真大”(真正价值)，正视与克服自己之不足，从而产生一种对本土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的文化“自觉”。所谓“自觉”，就是克服盲目性。在鲁迅看来，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中华中心主义”，它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至高，至上，至善，至美”的神圣灵光，从而由盲目的民族自大，导致“抱守残缺”而不思变革，鲁迅认为这才是真正民族文化危机之所在。这正是表现了鲁迅对中国的国情、国民性、民族文化痼疾的深刻认识与清醒正视：中国这个民族一“大”二“人多”三“历史悠久”，这本是好事，却成了民族的包袱，只要有机会，就会陷入“中华中心主义”，鲁迅终生都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都在提醒国人，要防止有人在“爱国”的旗号下，贩卖“中华中心主义”的私货，他们实际上是“爱亡国者”〔2〕;对那些“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鉴赏”的所谓外国“友人”别有用心的“赞扬”，更要保持清醒〔3〕。也正是从这一基本警惕与批判立场出发，鲁迅始终坚持一点：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异质的外来新文化，“尽量地吸收”，〔4〕在“比较”中不断破除将传统文化神圣化与凝固化的“瞒”和“骗”的迷梦，并注入新的活力，创造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机。但鲁迅却要为他这一独特与深谋远虑的文化选择，受到国人的无情惩罚：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以至今天)都有人或明或暗地将鲁迅视为“民族文化的罪人”以至“汉奸”。而鲁迅却从不知悔，他的立场始终坚定：“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5〕
鲁迅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同样强调自觉性，而反对盲目性。因此，在《文化偏至论》里，鲁迅在批判了“中华中心主义”以后，接着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另一种倾向：“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喋喋誉白人肉攫(掠夺攫取)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这里，鲁迅实际上是提出了四条明确的线：一、学习必须是独立的主体经过自己的“考索”、“思虑”所做出的发自内心的选择，而不能盲从于“众志”;二、学习不是盲目崇拜，绝不能以西方文明为世界文明的顶峰，将其神圣化与终极化;三、学习必须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实情与实质(根柢)的认真考察、真正了解的基础上;四、学习必须以认识中国的国情为前提，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与归宿。这样，鲁迅就与那些“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的“辁才小慧之徒”划清了界限，而这些人在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生界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鲁迅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捐弃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
在分别考察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析和态度以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文化偏至论》这个题目：这实际上是显示了鲁迅的一种文化观的。在他看来，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的现实形态，都是“偏至”的，也即是不完美，不完善，有缺陷的。正视人类文化的现实形态的这种偏至性，就可以使人们不会陷入将任何一种文化神圣化、绝对化的神话，进而承认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有缺陷的，同时又是各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的，它们在相互“比较”中既互相吸取、补充，又互相竞争;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鲁迅的这一“偏至”观，以及由此建立的多元发展的文化理想，正是他与流行的东、西方文化观的一个根本分歧。
鲁迅与当时的主流派知识分子更深层次的分歧，还在于对西方文明的不同理解与选择，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近世文明(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追求与设想。鲁迅指出，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一是“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即主张“金铁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另一是鼓吹“制造商沽立宪国会之说”的君主立宪的道路。而在鲁迅看来，这两种对中国近世文明道路的设计，实际上是要简单地移植西方“十九世纪末叶文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工业文明”)，即所谓“物质”与“众数”，但却又将其绝对化。而在鲁迅看来，这样一种以“物质”与“众数”为核心的西方工业文明“其道偏至”，是一种片面的有缺陷的文明，“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他自己则提出了另一种现代文明构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已兴起。”——这样两种关于中国现代文明的不同构想，正是《文化偏至论》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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