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提出的，首先是一个如何看待西方工业文明，以及与之相应的“物质”、“民主”、“平等”这样一系列的理念的问题。而鲁迅的思考方式仍然是作历史的考察，即他所说的“请循其本”。于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又展开了对“罗马统一欧洲以来”西方文明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叙述。鲁迅指出，当“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思想之自由几绝”，宗教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自必益进而求政治之更张”;而当封建君王的权力得到加强以后，“以一意孤临万民，在下者不能加之抑制”，“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这都说明，“民主、平等、自由”思潮在西方的兴起，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无可否认的价值。而“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更是使“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益利”。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样的工业文明及其理念，也会逐渐暴露其内在的矛盾，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危机。鲁迅指出，物质文明的极度发展，人们“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这就陷入了物质崇拜。到“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这就引起了对前提的质疑：“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但鲁迅并没有因此而否定物质与富裕本身;在《摩罗诗力说》里，就曾批评过因现实的“恶浊”而将“人兽杂居”的远古蛮荒文明美化的复古倾向。“民主”、“平等”观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鲁迅指出，当人们把“民主”归之为“众数”崇拜，“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那就陷入了历史的循环，只不过“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鲁迅还发现，当人们把“平等”理解为“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言语尚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于无差别”，“此其为理想诚美矣”，但“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其结果必然是“夷峻而不湮卑(削平出类拔萃的人，而不是提高程度较低的人)”，如果真的达到了完全一样的程度，“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流弊所至”，也将使“精神益趋于固陋”，“全体以沦于凡庸”。
鲁迅这里所发现的都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病”。这就是说，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当中国(以及东方国家)被迫打开大门，开始广泛接触西方文化，以西方为师时，西方19 世纪工业文明已经日益显出了种种弊端，成为20世纪初西方新思潮的批判对象。这一新的动向立刻被鲁迅敏锐地抓住，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关注点：“19世纪末(西方)思想之为变也，其原安在，其实若何，其力之及于将来也又奚若?”他指出，这种新思潮“以矫十九世纪文明而起”，他称之为“神思宗之至新者”，即所谓“新理想主义”。于是，鲁迅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一批他所说的将奠定“二十世纪文化始基”的思想家：尼 (通译尼采)、斯契纳尔(通译斯蒂纳)、勖宾霍尔(通译叔本华)、契开迦尔(通译克尔凯郭尔)、伊勃生(通译易卜生)等。鲁迅特意说明，“今为此篇”，既非穷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为中国将来立则(准则)”，只是针对国内某些人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过分推崇，而强调“新神宗”思想的两点：“曰非物质，曰重个人。”鲁迅首先要引入的是“个人”的观念。鲁迅说，这本是中国传统中所没有的，近三四年从西方传入后，又被中国的那些号称识时务的名流学者，“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而加以排斥，以致一谈及个人，就会被视为“民贼”。而“个人”的本意却是要强调人的生命个体的主体性，“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重视，亦以己为终极”，“惟发挥个性，为至高至道德”，“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这就赋予“个人”的概念以终极性的价值，人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和原因，不需要到别处(例如造物主上帝、上帝的代言人，以及民意、公意，等等)去寻找依据和原因，人的个体生命自身就有一种自足性。因而也就必然具有一种独立不依“他”的特性。“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强调人的个体主体性，正是要摆脱对一切“他者”的依赖关系，这才有可能彻底走出被奴役的状态，进入人的生命的自由境界。鲁迅在他的介绍中，还着意强调了“精神”的意义，如“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等等;在对精神的强调中，又特别看重人的意志力：“意力为世界之本体”，“惟有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始足作社会桢干(社会栋梁)”。——从以上鲁迅对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新思潮有选择的介绍与阐释中，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意识”的转换：前述西方新思想所要解决的是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所谓“工业文明病”的问题;而鲁迅却赋予这样的新思想以双重的批判性：它首先是指向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专制主义的——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面临的问题，它同时也是针对中国主流派知识分子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盲目崇拜的——在鲁迅看来，这也是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问题。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的结尾，曾总结性地将前者(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称作“本体自发之偏枯”，而把后者(对西方工业文明盲目崇拜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弊端)看做是“以交通传来的新疫”，并且不无忧虑地指出，“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这是意味深长的：它表明，鲁迅及其同类知识分子，始终怀有对传统的专制主义与西方工业文明弊端的双重怀疑与忧患，这样的思路与心理重负无疑影响着他们对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设想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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