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鲁迅说：“伪士当去，……今日之急也。”〔8〕
三
但是，在中国，“伪士”要“去”也不容易。如鲁迅在《论睁了眼看》里所说，“瞒和骗”已经是一个传统，而且如前文所分析，“伪士”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社会体制的产物。只要产生“伪士”的社会基础与机制尚存，“伪士”就会绵绵不绝地“再生产”出来。鲁迅正清醒于此，而始终密切地甚至是紧张地关注着“伪士”在现代中国的连续生产，并及时地勾画出其最新形态。
于是，在写出了《论睁了眼看》的第二年，鲁迅在《马上支日记》里，又提出了“做戏的虚无党”的概念。
这篇写于1926年7月4日的日记体杂感，是从灯下读日本作家安冈秀夫写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说起的。首先谈到的是，读了这位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民族性的“客气”的批评(说“客气”是因为作者说，他所批评的中国民族性弱点“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难于漏网的”)自己竟“不免汗流浃背”，这就是下文所说的引起了“内省”，即民族的以及自我的反省。——在鲁迅看来，一个民族和个人能否有自我反省意识是这个民族和个人是否有希望的根本指征;因此，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是从不讳言，甚至总是在强调自己民族的弱点的;相反，大谈中国的光荣历史而借以掩盖民族耻辱——这也是一种“瞒和骗”，却反而是可疑的，如鲁迅所说，“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9〕这样的人其实是“爱亡国者”，因为他们“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10〕
鲁迅正是从民族自我反省的内在需要出发，来看待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的：尽管让你“汗流浃背”，甚至狼狈不堪，却也许因此而警醒。——同学们可能会注意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注释将《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断为“一本诬蔑中国民族的书”，这显然是与鲁迅的前述立场相违背的。鲁迅接着谈到了美国传教士斯密斯所写的《支那人气质》一书，〔11〕提到了该书对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的一个概括：中国“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不是一切出于“本心”的自然流露，而是为了“撑门面”而“装模装样”，即“做戏”，“瞒和骗”的一种表现形态。这正是鲁迅所深感忧虑的，他多次谈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12〕(我们在第三讲中已有详细讨论);中国实际是个“文字的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的花样”，〔13〕不仅是“戏剧化”，更是“游戏化”了。这些话都说得十分沉重，是充满了关于民族与人的忧患意识的。
回到我们正在读的这篇《马上支日记》上来。外国学者在观察中国时，都对中国的“面子”观念感兴趣;斯密斯也是把“演戏”与“面子”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鲁迅首先讨论的也是“面子”。——这也是鲁迅长期关注的一个国民性命题。除本文外，还有一次谈话，即已收入《鲁迅佚文全集》的日文《北京周报》记者报道的《两周氏谈：“面子”和“门钱”》，以及鲁迅写于1934年的《说“面子”》等。据记者的转述，鲁迅在谈话中特别强调“面子”就是一种“虚饰”：“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而勉强作出一派正经的面孔”;“不以坏事为坏，不省悟不谢罪，而摆出道理来掩饰过错”，所以说“‘面子’的一面便是伪善”。〔14〕那么，这也是“瞒和骗”的变种。在《说“面子”》一文里，鲁迅更是尖锐地指出，在中国，“‘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15〕而在《马上支日记》里，鲁迅所强调的却是他从中感到的民族危机：外国人正在“精深圆熟”地利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官员)的面子观念，以取得他们在外交上的“胜利”，比如，明明是干涉中国的邮政，但只要将“邮政局”改为“邮务局”，“外国人管理一点邮‘务’，实在和内‘政’不相干，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这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戏”。
但在1926年鲁迅大谈“做戏”，却是受到现实的刺激，具体地说，在1925至1926年年间，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及他们所支持的“当局”——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论战，使他又发现了一种“伪士”的新类型。下文所说的“国粹家”、“道德家”、“上等人”都是指鲁迅的这些新论敌。关于鲁迅与他们的论战，这里暂不做专门讨论，〔16〕只想交代本文所涉及的一些背景：所谓“现代评论派”，是以《现代评论》杂志为中心的一批北京大学刚从英美归来的年轻教授，他们自称“特殊知识阶级”(即所谓“上等人”)，下文所说的“维持公理”、“整顿学风”都是他们的主张——他们将从西方获得的宽容、公允等理念赋予绝对真理性的“公理”的价值，又以“公理”的代表自居，要在中国“维持公理”，并据此而“整顿学风”。而身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则于1925年主持教育部部务会议通过决议，规定自初小四年级开始读经，下文所说的“保存国故”、“振兴道德”都是章士钊们所鼓吹的。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与他们论战时，并不针对他们的理念，而是着重考察他们的“言”(公开宣扬的)与“行”(实际实行的)是否一致。他发现，正是这些现代绅士开口闭口大谈“宽容”，却宣布要将持不同意见的教授“投畀豺虎”;〔17〕在女师大学潮中，他们明明站在校长杨荫榆一边，“自在黑暗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18〕在鲁迅看来，这正是在“公理、正义的美名”下“行私利己”的现代“伪士”;他愤然表示：“想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19〕在《十四年的“读经”》里，他更是尖锐地揭露：“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而用到的工具”，依然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20〕现在，在《马上支日记》里，鲁迅把他的这些观察、体验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思考。他首先将其概括为一种“做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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