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又有了进一步的推论——
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
这是多级跳跃思维中的第二跳，也是最关键的一跳。这也是鲁迅对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的最重要的概括与发现，与《狂人日记》里所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的论断与发现，属于同一等级，都需要从鲁迅整体思想体系中去理解。这里要稍微多说几句：如我们在第八讲中所说，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并指明“立人”的根本在“尊个性而张精神”，也就是说，人的个体生命(真实的具体的个别的个体的人，而非普遍的、观念中的人)的精神自由是“人”之成为“人”的本质，是衡量是否具有“‘人’的价格”的惟一的绝对的标准。只要人的个体生命还处于物质的，特别是精神的被压抑状态，没有获得个体的精神自由，人就没有根本走出“奴隶”的状态。他以此考察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就得出了本文所说的“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的结论。——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都能体会、感受到，而无须论证的，只是看我们敢不敢正视。
鲁迅是反对一切“瞒”与“骗”的;他还要我们正视：中国人更多的情况下，是处于“下于奴隶”的状态的。他举例说，在中国历史中，老百姓经常受到“官兵”与“强盗”的双重“杀掠”，这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制订出“奴隶规则”，以便遵循的心理：这与前文“当了奴隶还万分喜欢”的心理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还有发展：身为奴隶，却希望建立稳定的“奴隶秩序”。——鲁迅行文至此，发现了这样的奴隶心理，他的心情不能不是沉重的，他的笔调也愈加严峻。
以此观照中国的历史，所看到的竟是中国人的悲惨命运：在五胡十六国、黄巢(唐末)、五代、宋末、元末与明末张献忠时代，“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百姓反不得安宁;“纷乱之极之后”，有人“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反而“叫做‘天下太平’”。由此而推出的自然是这样一个“直捷了当”的结论——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这是本文“跳跃性”思维的第三级跳，第三个重要发现：它是对中国历史的又一个意义重大的概括。看起来这好像讲的是历史循环，其实质意义是强调，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走出奴隶时代”，区别仅在于是“暂时做稳了奴隶”，还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始终是奴隶”这一本质是没有变的。——这也就为下文做好了铺垫。
鲁迅的这一论断的另一个含义是，鲁迅赋予“先儒”(实际是孟子)所提出的“一治一乱”说以新的意义：不论是“乱世”还是“治世”，都是“主子”(少数统治者)对“臣民”(大多数老百姓)的奴役;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作乱人物”(例如前文所说的张献忠)，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给新的“主子”(例如取代明朝统治者的满清统治者)“清道辟路”的，或者他们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例如历史上的刘邦、朱元璋)——鲁迅对中国历史上的“作乱人物”(其中有些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的这一尖锐批判，虽不是本文的主要观点，也是发人深省的。
以上这一大段，是本文的主体，通过三次思想的跳跃，提出了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历史的三个重要的概括与判断，是充分显示了鲁迅思想与文章的批判锋芒的。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一问，把文笔转向了现实，也即本文的第三个层面。
鲁迅先以退为进：“我也不了然”;然后指明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不满”于现状，但无论是知识分子(国学家、文学家、道学家)，还是普通百姓，所走的路却或是“复古”，或是“避难”，其实质都是在“神往”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言外之意是清楚的：“现在”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且人们丝毫没有彻底“走出奴隶时代”的要求与愿望。——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这样的国民，鲁迅无法掩饰内心的绝望与悲凉。
于是，又反弹出挣扎的呼喊：两个反诘句，向每一个读者，也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百姓，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不满于现在，难道就只能像古人与复古家那样，神往于过去吗?
这一反问，就逼出了新的回答，另一种选择：人们不满于现在，无须返顾过去，还可以向前看：“前面还有道路在。”
行文至此，文章退进出入，曲折有致，蓄势已满，终于喷发出震天一吼——
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一声呐喊，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的“救救孩子”，把一种全新的思维、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中国人民、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前——不再是在“做稳了奴隶”与“想作奴隶而不得”的历史循环中做被动、无奈的选择，而是自己创造出一个“彻底走出奴隶状态”的全新“第三样时代”;不再仰赖什么救世主，而是依靠全新的一代：“现在的青年”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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