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魂是隐退了，却由自杀接替它而成为话题。……
“现在谈吊死罢。这也是女人常做的。在中国，吊死在男子是很少的。据传说，因为死了的鬼魂来把活人哄去，所以有这种自杀。古时王灵官这个人把男吊打死了，所以只剩有很少的了;而女的却没有被打死，所以常常出来带活人去。因此说起吊死鬼，照例是指女子而说的。”
“女人自杀，近来往往吞咽金子等东西。因为金子是重的，停在肠里，引起肠炎。这种自杀，因为不是直接的，而是炎症而来的死，很费时间，所以有的人弄得不愿意死了。医生用使金子和排泄物一同出来的方法来救治。女人等到痛苦停了之后，最先查问的事是：先生，我的戒指呢?……”
我们又大笑了。……〔1〕
听着这样的谈话，你有什么感觉?
或许会引起你温馨的回忆：你小时候也经常听到大人们在闲谈中就是这么讲鬼、说女人的，说不定你自己就是这样海阔天空地神聊的好手。而这样的聊天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常有而不可或缺的，只是各地方叫法不同，如东北地区叫“唠嗑”，四川称“摆龙门阵”，等等。鲁迅作品中对这类“谈闲天”也有过传神的描写——
水村的夏夜，摇着大芭蕉扇，在大树下乘凉，是一件极舒服的事。
男女都谈些闲天，说些故事。孩子是唱歌的唱歌，猜谜的猜谜。〔2〕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3〕
当然，也会谈鬼，谈女人，如同鲁迅与日本朋友的神聊一样。在这种场合，鲁迅就像乡下、里弄里谈兴最高、话最多，也最受欢迎的老人，这样的常常成为闲话中心的人物，在中国是处处可见的，你生活的周围就有，普通得很。
但1936年10月17日的这一次闲谈，又似乎有些特别。
谈话是围绕着“死”展开的——我们已经说过，这是鲁迅作品的母题之一;从作者并非无意写到的鲁迅的咳嗽、痰塞，可以感到死神的逼近。我们甚至联想起鲁迅描写过的德国著名女画家珂勒惠支的那幅《妇人为死亡所捕获》的版画：“‘死’从她本身的阴影中出现，由背后来袭击她，将她缠住，反剪。”〔4〕这么说，鲁迅是在被“死神”缠住、反剪的情况下，大谈“古今东西”民间传说中的鬼，并且沉湎于年轻时候在故乡“遇鬼”的回忆中的。这自然是一种豁达，也未尝不是一种反抗。大病中写出《女吊》，竟然引发了他如此灿烂的笑，就是因为这是一次“生命”对“死亡”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女吊》这样的作品是凝结了我们在第一讲中谈到的鲁迅的三大母题的。而鲁迅式的“生命”对“死亡”的“反抗”，竟然与鲁迅对于鬼的民间记忆和家乡童年的记忆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而且我们知道，《女吊》之外，鲁迅还写过一篇关于他家乡民间鬼的传说的散文，这就是写于1926年6月，收入《朝花夕拾》的《无常》，正是在鲁迅一场大病之后——1925年9月1日至1926年1月鲁迅肺病复发(1923年鲁迅因兄弟失和也发过一次病)，长达4月余;1936年鲁迅最后病倒时写信给母亲，就提到1923、1925年这两次病，以为病根正是当年种下的。〔5〕这就是说，鲁迅也是因为面对死亡而沉浸于鬼的民间记忆里，写出《无常》的。更有意思的是，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正是1925—1926年间与1935—1936年间，鲁迅的创作出现了两个高峰：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彷徨》(部分)、《故事新编》、《夜记》(未编成集)都写于这两个时期。而《无常》、《女吊》正是鲁迅散文的两大极品。这些事实大概很能说明鲁迅的“死亡体验”、“民间记忆”和他的“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而“鬼”的描述正是这三者的连结点，《无常》与《女吊》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此吧。
二
你大概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读这两篇妙文了吧。但是且慢：还要先熟悉一下有关背景材料。
鲁迅在《无常》一开始就介绍说，无常鬼是由人扮演的，是民间戏剧与祭神活动里的一个节目。在鲁迅的故乡绍兴，这样的民间戏剧演出有两类，一是“大班”，二是“目莲戏”，鲁迅说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专门的戏班子，后者是临时集合的Amateur(业余演员)”。〔6〕所以一般老百姓，特别是小孩，对这样的具有参与性的目莲戏是更有兴趣的。传说七月份酆都城鬼门关打开，阎罗大王让小鬼到人间玩玩，所以这戏是演给鬼看的，人去看，用鲁迅的说法，不过是“叨光”。〔7〕“目莲戏”演的是“目莲救母”的故事，这是一个佛教传说：目莲是佛的大弟子，有大神通，曾入地狱救母，是讲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自然引不起孩子和观众的兴趣。大家注目的是目莲戏中的穿插戏。据老艺人说，目莲戏是出劝善戏，所以戏班在外演出时，常把耳闻目睹的“恶事”，编进目莲戏中，共有一百二三十折之多，多是讽刺社会恶行的讽喻性喜剧，也可以说是传达了老百姓的某些心声吧，因而大受欢迎。据鲁迅介绍说，戏演到“次日的将近天明便是这恶人的收场的时候，‘恶贯满盈’，阎王出票来勾摄了，于是乎这活的活无常便在戏台上出现”。〔8〕据鲁迅故乡的先贤、明末著名的文学家张岱在其所著《陶庵梦忆》中记载，当年这样的目莲戏演出是相当热闹的：“……剽轻精悍，能相扑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莲》，几三日三夜。”但鲁迅说，“在我幼小时候可已经不然了，也如大戏一样，始于黄昏，到次日的天明便完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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