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定了这样的前提以后，鲁迅才开始了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他所关注的主要是两个问题。首先是知识分子和平民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俄国的知识阶级和中国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痛苦告诉大众”，其原因是他们“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这里自然暗含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鲁迅在好些地方，都反复强调，“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正因为文字始终是“特权者的东西”，中国就少有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7〕即使有，一旦“跨过”门槛，成了“士大夫”，“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也就“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鲁迅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贵族”化，正是“知识分子的缺点之一”。——这自然不是无的放矢，并且是抓住了要害的。
鲁迅更关注知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这同样也是一个要害问题，并且关系到知识分子自身“不可免避的运命”。鲁迅要人们注意两个事实：“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倒有害”;“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鲁迅在同一时期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里，对此有更明确的论述。他说，“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文艺家(知识分子)“注定的运命”，他们是永远“不安于现状”的;当受压迫的时候，“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自然也会有人在革命成功以后来“恭维革命颂扬革命”，那其实就是“颂扬有权力者”，但这与知识分子、革命、文学都没有关系，鲁迅说：“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8〕由以上的事实，鲁迅引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是常见的。
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
这里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所谓后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两个矛盾。首先是与政治强权的矛盾与冲突。鲁迅在前述《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就讲到了二者思想逻辑上的对立：“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9〕而中国这样的有着专制传统的国家里，二者的矛盾是必然以政治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对文艺家(知识分子)实行专政，剥夺他们的说话的权利以至生命这样的反人道的方式来解决。在这样的严酷的国情下，很容易导致文艺家(知识分子)向政治强权的屈服，而如鲁迅所说，一旦放弃自己的社会批判的功能，成为权力的颂扬者，文艺家(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是自身了。
更为严峻的是民族“生存”与“思想自由”的矛盾与冲突。处于落后地位的后发达国家，为了尽快地改变“落后挨打”的境遇，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很容易接受这样的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即利用国家与政治强权的力量，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实行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以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总动员，即所谓“集中力量搞建设”;而这样的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中，很容易造成政治强权代表国家、民族利益的假象，而强调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尽管从根本上代表了民族大多数的利益(这是因为政治强权必然是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把国家发展的代价转移到普通平民身上的，即以多数人的相对贫困来获得少数人的富裕)，却反而有可能被视为国家建设的破坏者，甚至“不爱国”的“人民公敌”。
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真正考验。鲁迅正是这样提出问题：面对政治强权在所谓“国家利益”的旗号下的对思想自由的剥夺与精神压迫，“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鲁迅做了旗帜鲜明的回答——
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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