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是鲁迅整篇演说的核心内容，应仔细琢磨。首先注意到的是，鲁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真的知识阶级。”这是我们在第十讲已做详细分析的鲁迅“反对瞒和骗，区分真和假”的一贯思想的新的运用与发展，也是第十讲和第八讲说到的20世纪初提出的“伪士当去”的命题与对“精神界战士”的呼吁的一个呼应。当然，最有价值的自然是鲁迅赋予“真的知识阶级”概念的两个基本内涵：任何时候他们都站在平民这一边，“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是“永远的革命者”。〔10〕如果说，20世纪初鲁迅谈到“精神界战士”与“伪士”时，主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所必须具有的“精神”特质(精神信仰与精神的原创力)及反抗行动之间的关系;而在1927年，鲁迅讨论的着眼点则是知识分子与民众和社会的关系：鲁迅的思考任何时候都是从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出发的，同时也总是与他自我的生命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很容易就发现，鲁迅在这里强调知识分子的平民立场与永远的批判性，显然融入了1925至1927年间，从“三·一八”惨案到“北伐战争”到“四·一二”上海大屠杀、“七·一五”广东大屠杀……这样一系列的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历史经验，以及鲁迅个人的生命体验，借用鲁迅在《写在〈坟〉后面》里的说法，“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11〕这是血的历史的思想结晶。这同时也是现实的思考：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大分化，鲁迅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与选择。因此，我们可以说，1927年10月4日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不久，即在各大学做《关于知识阶级》(10月25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2月21日)等演讲，都是别有一种意义的，甚至可以说鲁迅的“最后十年”正是由此而开始的。
鲁迅关于“真的知识阶级”的论述还有几点也很值得注意。他强调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同学们可能还记得，鲁迅曾将“伪士”归结为“挚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他还指出那些“做戏的虚无党”其实都是些“行私利己”之徒;而“革命的伪士”尽管做出种种“急进”的姿态，骨子里却是“个人主义的论客”〔12〕：而现在鲁迅又强调真的知识阶级必然以追求真理与普通民众的利益为指归，“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这就再一次以是否超越个人私利为区分真、假知识阶级的重要标准，这是耐人寻味的。正因为真的知识阶级惟真理为所求，他们必然是有所坚守的，他们的思想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所发展，但绝不可能“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鲁迅提醒人们注意：那些“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的人，是“冒充的知识阶级”，“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这又是区分真、假知识阶级的一个重要标准。
鲁迅说：“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这就说到了真的知识阶级的命运。如鲁迅所说，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有着巨大的社会承担，即我们在前几讲所说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仅只“热闹”而已;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早已说过，“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廖廖”。〔13〕这就决定了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不仅要因自己的永远的批判立场而承受永远的外在压迫，而且要因不被社会以至民众理解而忍受孤独，而所有的外在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不断追问与质疑自身选择的意义和价值。而这样的质疑是十分彻底的，即使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痛苦，鲁迅也没有把它神圣化(人们在孤独中是很容易把自己的痛苦神圣化的)，他强调“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也是一种精神病态，他是期待着“20世纪初叶青年”，能够有一个“新的境遇”，“造成新的局面”的。——尽管一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鲁迅当年的期待，反而更有渺茫之感。
而且鲁迅及同类真的知识阶级还必须面对一个他所说的“最可怕的情形”：“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可能是更带根本性的，即所谓思想启蒙的有限性，这正是鲁迅从“三·一八”惨案到“七·一五”惨案，一再反省的：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就谈到自己目睹“三·一八”惨案中军警“开枪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明白：“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14〕。在经历了国民党的大清洗以后，他更是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说话的“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他说自己终于“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15〕鲁迅在这次演讲中，再次强调这一点，正是表明了他正在寻求将“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即二者结合的新的可能性。这其实也是“真的知识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在第八讲中，曾经谈到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战士”，就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不仅追求思想的自由，更强调主体的动作、实践的意义，这就注定了要不断地寻求实际社会运动的支持与合作。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过这样的努力：从20世纪初寄希望于辛亥革命，到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支持孙中山发动的北伐战争，到1930年代与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左翼文艺运动上的合作，鲁迅始终与反抗社会黑暗的实际运动保持联系，同时，又坚持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而几乎每一次都以希望开始，失望(以至绝望)告终，〔16〕然后又一切“从新做过”。〔17〕这样的虽九死而不悔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对鲁迅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他们梦寐以求的是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动，而不仅是空谈而已。
52书库推荐浏览：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