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
在我看来，鲁迅与青年的关系中，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
当然，“鲁迅与青年们”这个题目下的文章，是应该由本书的读者自己来做的。这一讲的主要任务，是和今天的年轻读者一起来聆听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所说的话。
一
我们先一起来读两篇文章：收入《华盖集》的《导师》〔3〕与收入《三闲集》的《鲁迅译著书目》〔4〕。
《导师》一开头即对“青年”做了具体分析：“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这里，列举了各种类型的青年，我以为是一个事实陈述，并不含价值判断;只是有一点区别：大概睡着、昏着、躺着、玩着的青年与鲁迅没有多大关系，或者说，他们对鲁迅并无兴趣，鲁迅也担心如果真把他们唤醒了，又指不出路，反而害了他们。〔5〕因此，我们讲“鲁迅与青年”主要是讨论鲁迅与“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的关系;我曾经说过，“在中国，凡是愿意、并正在思考的人，尤其是他们中间的年轻人，只要他们又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大概是中学和中学以上程度)，他们一有机会读鲁迅原著，就会对他产生兴趣，并在不同程度上理解鲁迅”，〔6〕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但鲁迅说，这样的“要前进的青年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这是真的，许多年轻人对鲁迅有兴趣，大概也是将他视为“导师”。而且这还似乎是“五四”以及“五四”以后的长时间内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传统”：很多知识分子都热衷于充当青年人的“导师”。比如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像他这样的精英，是负有“指导”国家、社会的历史重任的，这其实就是充当中国传统的“国师”、“王者师”;自然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做青年人的“导师”。鲁迅在下文批评说，有些“导师”“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就很有可能是包括胡适在内的——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就指出胡适当年大喊：“干，干，干!”(见其《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现在又说“救国必先求学”，号召青年“进研究室”，这也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作为个人这样变本也不妨，到一旦自命“导师”，要“指导青年”，年轻人就麻烦了：当年倘真的买了手枪“干”起来，现在又得“深悔前非”，岂不成了“傻子”?〔7〕鲁迅在《导师》里所要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导师”并不可靠，“凡自以为识路者”，其实是“灰色可掬”，“老态可掬”，“圆稳而已”，哪里识什么路?这是一个极简单的道理：“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鲁迅倒是经常公开承认：“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至今有时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8〕“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9〕因此，鲁迅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10〕
为避免误解，鲁迅又说：“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这里，说的也是大白话：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不过是“能说话”、“能动笔”而已，希望他们(或者他们希望自己)充当指路的“导师”，就等于要他们去“打拳”。因此，觉醒的青年要寻导师(包括以鲁迅自己为导师)是“永远寻不到”，而且是“自己错”了，本身就是没有完全觉醒的表现。
而且鲁迅还要说一句“煞风景”的话：“自己也未必可靠的”;更彻底地说：“或者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这是典型的鲁迅的思想：要打破一切神话(把某些人当作“导师”本身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神话”)，也包括自我的“神话”，这样才能真正地正视现实，永远保持不断寻求、探索的状态，有了这样的觉醒，才是真正“可靠”的。
这就引出了最后的结论——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联合起来”，自己寻路，开辟新路;而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对“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尤其要保持警惕。——这就是鲁迅给年轻人的最重要的告诫。
拒绝充当“导师”。——这也是鲁迅与青年关系的一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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