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讲究策略，懂得必要的妥协，走迂回的路，做到有勇有谋。有这样一件事：一批山西的年轻的木刻艺术家成立了“榴花社”，希望得到鲁迅的指导;鲁迅给他们提供的意见是——
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28〕
鲁迅的话，也说得非常“浅显”而实在，但背后却有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这个民族，要么不思反抗，总是得过且过;但一旦逼上“梁山”，又容易趋于极端，“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这样的历史是不能再重演了。
三
“五卅”运动中，有一个口号：“到民间去”，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与深思。
鲁迅是理解这样做的必要的，因为他深知青年学生“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29〕而在鲁迅看来，促进民众的觉醒，以及中国基层社会的变革，正是中国的改革事业的基础性的工作。对此，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一篇题为《习惯与改革》的文章里，有更清楚的阐述——
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30〕
在同一时期的一篇演讲里，鲁迅也向大学生发出这样的忠告：“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他说，这样的“平常话”也是“在死了许多性命之后”才知道的。〔31〕
也就是说，无论从中国的改革的全局，还是从青年自身的健全发展，鲁迅都是鼓励青年“到民间去”，关注社会的实际问题的。
但鲁迅提醒年轻人：真实的民间与想象中的“我们的‘民间’”是不一样的;“单独到民间时，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时”也是不一样的。而“将这经历牢牢记住”，“就许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32〕——这提醒无疑是重要的：只有打破在城市里、从书本中形成的对中国民间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苦痛的沉默”中获得正视现实“黑暗的勇猛和毅力”，〔33〕才会有“新的生命”与新的希望。
鲁迅还提醒“到民间去”的年轻人：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间蕴蓄得“已经够多”的“怨愤”情绪。这“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其正义性与应该给予同情，都是毋庸怀疑的;但鲁迅深知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所以他同时又忧虑着怨愤没有导致“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他说：“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而“历史指示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鲁迅因此对“点火的青年”提出希望——
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34〕
这也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历史教训”。〔35〕
四
鲁迅还号召年轻人要甘于当“泥土”。
这是他在“五四”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一篇演讲中提出的。〔36〕——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如果将“五四”以后，胡适对青年学生的演讲与鲁迅的演讲做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胡适在1920、1921连续两年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讲，一再表示：“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功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37〕“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巨大的影响”，“要造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这才是我们理想的目的”。〔38〕这里贯穿着胡适的“精英教育”思想，他显然要引导青年学生去做对国家、人民负有指导责任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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