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死后，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他惟一的遗物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奖给他的一枚金质奖章。今天，在万国公墓里，我们已经无法找到端纳的墓碑。不过，人们可以找到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的墓地。当年，正是从宋耀如那里，端纳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国的密切联系。能与自己的老朋友长眠在一起，对端纳来说也是最后的安慰和温暖。
1911-1919年第9节 看莫里森档案
没有想到，2000年1月，离开悉尼那天，我在图书馆看到了莫里森的档案。
莫里森生于澳大利亚，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1894年首次来华，著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译本改名为《中国风情》)。1897年他以《泰晤士报》特派记者身份再次来华，在北京一住就是二十年。他曾是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后来虽离开中国，但在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那段风风雨雨的日子里，他又从伦敦前往巴黎，出任中国代表团的政治顾问。有这种特殊经历的人，他留下来的一切，岂能不让人感到好奇!
离开悉尼前往墨尔本的航班是在夜间，这样白天正好有时间到图书馆泡上大半天。陪同我的是旅澳画家沈嘉蔚。沈嘉蔚擅长描绘人物肖像，前几年他画的黄苗子郁风夫妇的肖像画，曾在澳洲全国油画比赛中获奖，此次黄苗子郁风在澳洲举办书画展，宣传册封面便选用这幅作品。
与嘉蔚一见如故。交谈中，他说他一直想画一幅莫里森的画像，并曾到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查阅过莫里森档案中的照片部分。巧得很，我正开始写题为“在历史现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的系列文章，澳大利亚记者莫里森和端纳也在视野之内。嘉蔚对莫里森档案的描述，颇让我喜出望外。我当即决定放弃第二天的游玩，舍美景而直奔图书馆。
莫里森1920年在去世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他所收集的资料诸物，捐给悉尼的图书馆。根据这个遗嘱，莫里森的遗孀宣布，当物色到整理和编选的合适人选后，这批档案即捐给图书馆，二十五年后公开。到1925年J.B.Capper共整理出两卷，但未出版。1946年，莫里森的长子同意将全部档案移交图书馆。后来Cyril Pearl 因撰写莫里森的传记，曾利用了这批档案。旅澳的中国学者骆惠敏博士整理编辑的《莫里森通信选(1897—1920)》，于197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八十年代上海出版了中文版。这些整理出版的通信，仅仅是莫里森档案中的一小部分，更有历史价值的大量日记，却因字迹难辨，整理难度很大，加之无专人编辑注释，公开出版尚待时日，它们只得静静躺在书架上。
莫里森档案已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号，查阅十分方便。这批档案数量不少，约有几十卷之多，计有日记、信件、地址本、请柬、拜帖、菜单、票据、邮票、纸币、剪报、地图、艺术品等，应有尽有，由此可见莫里森此人颇有收藏的雅兴。这倒为后人了解他的经历和已成往事的历史提供了方便。翻阅他的档案，除了可以感受历史风云的变幻之外，更可以让你从那些不起眼的物件里，浏览一个世纪前的诸般景象。
查阅莫里森档案，手续并不复杂，办有借阅证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填上有关卷宗的号码，管理员从档案库里拿出即是。我们先调出莫里森档案中的照片类卷宗。这类卷宗有十多卷，分为家庭、交往等专题，大约有上千张照片。
这些照片，生动凸现出莫里森在中国政坛活跃的身影。他珍藏的照片中，不乏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政治家、革命家、军阀一直到各界名流，孙中山、袁世凯、李鸿章、辜鸿铭、张作霖、陈宝琛等，都有照片赠他。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冯国璋，在自己的照片上面用毛笔写道：送莫老夫人。这是他在北京廊房头条荣光照相馆拍摄的。1918年，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送给莫里森的有照片和名片，名片上仅印有中法文两种文字的“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的字样。这名片应该是他在巴黎和会期间使用的。看到这张小小的旧而发黄的名片，油然而生一种沧桑感。
在莫里森的照片中，最让我感到震惊的莫过于1910年的两张照片，这是一组关于海盗被砍头的照片，档案整理者为它们起的题目是：海盗等待处决。第一张照片上，五个中国人被五花大绑，在海滩上跪成一排，旁边是负责行刑的刽子手;第二张照片上，处决后的海盗倒在地上，几个头颅则滚在一旁。目睹此惨状，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个卷宗中，我意外发现了一封中文信，这是一位中国官员为即将到美国访问的莫里森写的引荐信，信封上的收信人是中国驻美参赞周大人。信中写道：“芝仁兄大人阁下：久不通信，念甚。今有伦敦泰晤士访员毛利生君因日俄和事特来美都。此君于此次战事最称有功于中日交涉，持论公允。弟与之甚好，特为介绍。将来和议开后，如有请其相助之处，不妨开诚布公尽情相告，彼必能竭力助我。毛君此行实我国之福也。附呈近来小照一纸，惠存有幸。五月卅日，黄中惠。乙巳五月三十日。”
不清楚黄中惠为何人，在几种不同的民国辞典中均未查到他的条目。不过，从他信中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并非无名鼠辈。从他的信可看出莫里森当年在中国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国官员心目中有着非同小可的位置。这封引荐信为何留在了莫里森手中，是他最终没有到美国去，还是在美国采访时没有找到周参赞，待查。但它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史料。另外，大概因为它附有一张黄中惠照片的缘故，故在整理时未被归入通信部分而归入了照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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