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掀起抵制日货高潮。
5月18日，长沙一青年从天心阁跳楼自杀，以死抗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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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的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这时莫里森已因病回到英国。虽然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拥有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
在中国留欧学生的要求下，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但遭到了大会的拒绝。消息传来，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这天，莫里森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中国人民觉醒的一幕，但他立即写信询问北京的情况。《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纪乐士给他回信说:
我回来的前几天，人们都知道和会已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和其他利权交给日本。这是现在抵制日货的原因。一切教育机关都已罢课。学生结队在全城游行。他们想在中央公园召开群众大会，但被军警驱逐，还有许多人被逮捕。……大群学生随后拥至曹汝霖、陆宗舆和另一名亲日官员的住宅，并开始搜索主人。曹汝霖设法脱逃没有受伤。陆宗舆则在打算溜走之际被殴受伤。
以后几天之内，北京到处可见激昂的学生在街道上大声疾呼，使自己达到狂热程度，他们告诉路人，由于内阁中某些亲日成员的过失，已为国家带来莫大屈辱。他们很有理由把这些阁僚称为只不过是些被日本收买的卖国贼。
熟悉中国的莫里森也许能理解此时中国人的心情。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订和约的最后期限，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等人在没有接到政府拒签令前，拒绝出席签字仪式。此时，远在英伦的莫里森，立即给北京写信，表达了他的心情和看法:
和平条约全文，对中国来说，比她原先预料到的还要坏得多，简直是灾难性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活着的有地位的中国人，有足够厚的脸皮，敢于签署这个条约，除非，美国能够提供某种可为中国人接受的确实保证。然而，美国从前曾经在危难中把中国人甩在一边。中国人对此记忆犹新，可能对美国比从前怀有更大的戒心，不愿轻易接受美国的指导了。
……
在山东的中国人，因为有了这个和平条约，处境确实要比他们在德国人手下时坏得多。很难使他们相信事情不是这样。他们深信和平条约给他们造成损害。我再说一遍，我不相信有哪个中国人敢在条约上签字，除非准许他们在提出抗议，或者作出某些保留的情况下。
(以上信件均引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此时，莫里森已经重病缠身。不到一年后，1920年5月30日，莫里森在英国因病去世。去世前几天他对身边的人说:“此刻，我的一个希望就是回到中国。我不想死，但如果不得不死去，那就死在北京，死在多年来对我充满爱戴的那些中国人中间。”然而内外交困的中国北洋政府已经无暇他顾。他终于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
1911-1919年第8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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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十一年。
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端纳、张学良夫妇、赵四小姐，应邀前往北京的英国公使馆赴晚宴。宴会后，张学良一行前往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端纳则回家休息。
凌晨两点，已经入睡的端纳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打电话来的是张学良：“不好了!日本人打到了沈阳。快来。”
几个小时后，美国合众社驻北京记者德雷马·贝斯和多萝西·贝斯夫妇也被电话铃声吵醒:“日本人正攻打沈阳!”
打电话来的是端纳。
几年后。1937年8月8日，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目睹了北京的再一次沦陷:
一群被挑选出来的当地浪人和受麻醉的小贩，挥舞着旗子从日本使馆出来，川边将军就在他们面前沿着东长安街检阅他的坦克车队和军队。武力占领中国的古都，终于成为事实了。
同一天，美国作家、后来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工作的格拉姆·佩克也在现场。他描述了这样的场面:
整个上午，一长排军队、卡车、坦克通过永定门(南门)开进城，他们先是耀武扬威走在中心大道上，然后分别占领中国军队撤离后的兵营。
我和红十字会那天在城外，没有看到这一进军的大部分过程。但我回来时，赶上看到了队伍的尾巴。哈德门大街上轰隆隆开着一队卡车，上面装载着食品和军火。车上都罩着用玉米秆、叶子编织的伪装网，风尘仆仆的驾驶员的钢盔上也伪装得像一个蒿茴袋子，里面撒满树叶和青草，还有花朵，造成意想不到的调情的样子。
1915年起日本就开始策划的阴谋，最终成了残酷的现实。
端纳还在继续他的路。“九一八”事变后，他陪同张学良访问欧洲，帮助张少帅进行戒毒治疗，以恢复健康。之后，端纳又成了蒋介石、宋美龄的私人顾问，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后来端纳为宋美龄所不容，愤而离开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日本军队设在马尼拉的一个俘虏营里隐姓埋名度过了四年，由此染上重病，战后被送到檀香山一家美国海军医院治疗。
1946年11月，端纳回到上海，立即被送进宏恩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端纳知道自己的病情后重返中国，就是来寻找最后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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