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端纳的消息发表后，拿到日本照会的那些国家，都不相信电讯中所列举的条款。《泰晤士报》驻东京的记者，根据删改后的文本发回消息，认为端纳的报道“大概是在德国挑唆下，为了在日本与友好国家之间制造麻烦而提出来的恶意夸张”。
莫里森很快知道了此中的详情。
2月16日，他在信中告诉蔡廷干:
我已确实得悉，日本没有向此间的英国公使馆发出这样的照会。日本的各驻外大使馆则确曾向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政府发出了照会。正是因为得悉这些照会，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法国的《时报》才认为在北京的记者发回去的关于日本要求的报道是经过夸大与渲染的。
受到误解的不只是捕捉到独家新闻的端纳，甚至中国人也受到了来自英国媒体的毫无根由的指责。
《泰晤士报》2月13日发表社论《日本对中国的要求》:
要紧的是应当注意传到我们这里的详细情节并非来自官方，而是完全从北京发出的。中国人讲出来的消息常是靠不住的。目前，更有特殊理由必须极其谨慎对待这些消息，不管是从什么渠道传到欧洲的。
即使就我们昨天发表的北京版的要求内容而论，这些要求从原则上看不像是苛刻的，或者不讲道理的……它们看来既没有以任何方式危害中国的完整，也不违背迄今为止一直为其他国家接受的“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
莫里森不能接受《泰晤士报》的观点。
2月15日，他致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我了解到《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表述了它的观点：日本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中国方面能够接受的那类要求，我据此判断，《泰晤士报》已经听信日本政府所说日本的要求是无害的，也不致与任何有关开放门户、与在华机会均等的条约规定相违背。
有鉴于这种说法，我秘密送上日本照会全文的审慎译本。如果这些要求被接受，英国人将从此永远被排挤出长江流域、南满、东蒙、山东和福建境内的任何采矿事业。
我对《泰晤士报》的偏听感到惋惜。他们对于这件事最好什么也不说。但是，我料想福来萨已经从东京用电报把日本人交给他的文件传送回国，而这个电报已为《泰晤士报》所听信，尽管它是同端纳发回国的更为正确的消息相冲突的。
2月17日，莫里森再给《泰晤士报》外事版编辑斯蒂德去信。2月13日那篇指责中国的社论就是由斯蒂德所写。在信中，莫里森更加明确地批驳日本居心叵测的外交欺骗:
日本递交照会的时候，中国人受到恫吓，倘若他们透露照会内容，定将招致打击报复。日本人既已迫使中国人严守秘密，接着仅仅透露要求的一部分内容，从而在国外造成一种骗人的假象，结果是北京记者发电报告的要求全文，竟被认为是“故意夸张”。
1911-1919年第7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4)
5
端纳仍在努力中。
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如何在美国得到发表，目前的史学界有两种不同说法，但都与端纳有关。
说法一:
端纳在给《泰晤士报》发电讯的同时，也将一份密约抄本转交给了美联社记者摩尔，而美联社纽约总社得到消息后，亦不敢贸然发表，因为中日两国政府对此极端保密，日本更是否认此事。该社总经理斯通还致电摩尔，说:“日驻美大使进藤男爵明确否认你电讯报道的消息。望将消息来源电告。在收到报告前电讯留社不发。”
摩尔为保护当事人，没有向总社说明消息来源，最终遭到免职处分。但美国公使芮恩施说摩尔并没有被免职。“当时美联社驻北京记者，也同样遭到其总部的申斥，说他发回去的是‘无稽之谈’。但是，这位记者的结局还不坏，当他立即打电报回去要求辞职时，设在纽约的美联社总部开始认真对待此事，把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新闻，迅速发给美国各报，披露了内容真相。”
说法二:
美联社未能发表摩尔发回的消息。几天后，端纳在北京饭店遇到《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威廉·翟理斯，把报道的内容再次相告，并说:“如果你想报道这件事，现在是你的机会。”翟理斯便把从端纳那里得到的“二十一条”要点逐一发回报社，该报全文刊载了这条电讯，马上引起了轰动。
两种说法到底哪种准确，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是，不必怀疑的是，端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世界终于知道了日本欺骗外交的真相。
全世界终于知道了日本人的阴谋。
对那些认为日本做得太过分的西方列强来说，公布“二十一条”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的野心，使得日本不得不有所收敛，把条款进行调整，从而保证了列强在华各自的利益。但是，这并没能改变中国受凌辱的命运。
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5月9日，一门心思要早日穿上龙袍的袁世凯，只得委曲求全，与日本签订了经过修改的“二十一条”。
耻辱仍是耻辱，悲剧仍在继续。但觉醒并奋起抗争的是中国民众。
5月9日当日，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等四团体发起并召开反对日本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电袁世凯誓死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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