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的高潮是大家的讲话。首先讲话的是蒋介石。他对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大肆攻击，他处处都提到鲍罗廷的名字。他越讲越起劲，越来越慷慨激昂，声调不断提高，甚至发出尖叫。蒋介石硬说：鲍罗廷答应回到苏联去，但食言了。他说:“我曾打电报去问共产国际：鲍罗廷是不是共产国际代表?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他们对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态度呢?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里，蒋介石把自己同中国中央政府等同起来，即明目张胆地承认他是独裁者。但是，没过一分钟，蒋介石感到自己的话讲过火了，于是便捶胸顿足地向到会者保证说:他不是凯末尔，也不是墨索里尼。他在讲话的最后，大骂中国共产党。
最生动的莫过于下面这个细节:“第十一军政治部前主任恶毒诽谤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当他提议为国民党干杯时，一直没有坐在自己位置上的白崇禧，好像被蜂螫了一样跳起来，举杯预祝消灭中国共产党。”
勃拉戈达托夫写到一个他不知道身份的人在发言时，“他那副发狂的神态只能比作是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胡汉民也憋不住了，打断了他的讲话”。
“歇斯底里”无疑是整个宴会的基调。勃拉戈达托夫说:
几乎没有人用正常人的声调发言，全都大喊尖叫，歇斯底里地狂吠。起初，我曾想提醒一下大发雷霆的讲话人:我们是应他们的邀请到中国来的，苏联在无偿地援助国民革命军。正是我们的顾问帮助他们把各支零散的队伍联合成一支统一的部队，把北方军阀的军队打垮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些肆无忌惮的将军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情景，我决定离开这种场合。临走前我请总司令最近接见我一次。我的离席着重表明：我既不同意讲话者的情绪，也不同意他们讲话的内容。看来，我们的示威式的退席，对总司令以及到会者稍稍起了一些清醒头脑的作用。他们以沉默为我们送行。
后来，他终于又见到了蒋介石，可是蒋介石已今非昔比，在他的面前完全表现出另外一种神态了。
四月底同总司令作了一次长谈。我提醒注意：我们没有从他的司令部里收到任何情报，因此无法给他们帮助。这时，我从他的姿态、手势和脸色中发现了某种新的东西。看来，他已飘飘然地感到自己了不起了。以往我们相晤时，他通常举止朴实，态度友善，这时他却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两手叉在胸前，就像拿破仑那样，撅起下嘴唇，显出趾高气扬的样子。
1927年第15节 宴会在喧嚣中进行(3)
3
当上海发生“四一二”事件时，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太平洋上航行，她乘坐的宽敞豪华的美国邮船从旧金山开往上海。
这位自称为“专写革命变革的作家”，从1925年开始一直到后来许多年里，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1925年，她曾从苏联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四处访问，与不少中国的革命者有过密切往来。这次她完成了在美国的演讲活动，正在重返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中国。
她回忆说，在她离开旧金山时，美国报纸上已在头版上刊登了惊人的消息:宁汉分裂，英国陆续派出增援部队，美国巡洋舰驶离西海岸，开赴可能决定世界和平或全球大战的地点。可是，让她纳闷的是，在船上航行的这些天里，邮船上印刷的日报，却毫无来自中国的消息，甚至连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的消息都没有，只有什么洛杉矶离婚案、芝加哥谋杀案之类的花边新闻。
等船快要抵达日本的大阪时，一个旅客问船长为什么没有东方的消息，船长笑笑，如此回答:“我们收到了消息，但我们不发。船员都是华人。我们一发表中国消息，这些穷小子就会被政治所激动，连活都不干了，光站成一圈谈论革命。我们删去来自日本的电讯也出于同样原因，为的是给人们造成我们与东方没有无线电联系的印象。我们船上主要是这些爱激动的广东人，要是他们一旦为宁汉之事动起手来……好了，晚安。”
当回忆到这一情形时，斯特朗不免感慨地说:“船长就是用这种轻松而冷漠的美国效率对待中国船员和他们国家发生的革命，以保证他的邮船的行驶速度和那些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乘客的舒适。”
抵达上海后，斯特朗即刻开始了她的频繁采访。
她参加了一次妇女会议。她写道:
这是蒋介石召集九名妇女组成的团体，以负责妇女的组织工作，使妇女受到尊敬，并把她们从突然觉醒的华中妇女受到鼓舞的野蛮、赤色的革命热情中解救出来。这九个成员中有五个在美、日、法、德留过学……她们聪明、文雅，渴望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可实际上只是给每日在屠杀工人领袖的政权加了个文雅的门面。她们闭目不见血淋淋的恐怖行径，却管它叫“恢复正常秩序”。她们很容易这样做，因为她们从未亲身经受过中国苦力及农民的痛苦。在她们看来，农民在湖南革命暴动时杀死一个地主或学者比为恢复军事秩序而绞死二十名工人更可怕。在她们那充满阳光的委员会屋子的墙上，挂着印刷的标语:“扫除文盲”、“保护女工”、“改造家庭”，其中还杂有“打倒共产党”。(引自《千千万万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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