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走在上海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大规模镇压的迹象。报纸上刊登消息，在英国人的默许下，中国军队在从汉口开来的英国轮船上逮捕了“共产党嫌疑犯”。被捕者中有武昌文华大学的校长韦卓民。他本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曾和大学里的共产党有过矛盾，但此时也连同与他同船的五六个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被逮捕。在有影响的朋友营救下，韦卓民被释放，而其他人则由民事法庭转到军事法庭，随后便失踪了。
斯特朗来到浦东，从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那里，打听浦东工会的情况。这位干事告诉她，现在已经没有工会活动，因为政府正在逮捕所有“布尔什维克分子”。他说，五年前浦东开始筹建的工会，已被迫转入地下。国民革命军一来，工会“全都很快地冒了出来”。他们掌握了公立学校和英美烟草公司的学校，夺走了警察和北洋军的武器。
在《千千万万中国人》这本描写“1927年中国中部的革命”的著作中，斯特朗记录了这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所讲述的浦东工会在“四一二”前后的故事:
在上海，学生和工人一起攻占警察局，但在浦东只是工人，完全没有外面的学生。他们有十或二十支左轮枪，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武器。但他们从受惊的士兵手里夺取了约二百支步枪。工人把地方政府设在医院并宣布他们有权管辖浦东。上海委任了警察局长，但这里的工人拒绝承认他，说他们有自己的警察局长。工会是很强大的力量，对蒋介石政府不太友好。所以，政府把他们缴械了，并就地杀了十到十五个人。工人们掌权时也枪毙过七八个人，全是他们痛恨的工头。
走在弥漫着恐怖血腥味的上海街头的斯特朗，似乎显得单纯幼稚，她居然想在这种时候这种环境中，找到一些工人领袖，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一位经历了“四一二”之夜的美国记者显然比她明智得多。他劝斯特朗:“既然蒋介石还没有找到他们，你大概也找不到。你去一找，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对于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斯特朗来说，上海已不再适合她，也不利于她的职业。有人告诉她，要找工人领袖，就应该到汉口去。“幸存的人大都逃到汉口或者作为代表到那儿去了。”在美国时斯特朗就计划前往武汉，因为那里有她早年相识的老朋友鲍罗廷，他还仍然被视为大革命的神秘的中心人物。于是，她动身前往。她与鲍罗廷的特殊关系，注定要为本来已经色彩斑斓的舞台，再抹上生动的一笔。
上海在斯特朗身后消失。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一夜，也跌落在历史后面。可是，1927年大革命的故事还在汉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斯特朗，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人，汇聚到那里，目睹轰轰烈烈却又不免寿命短暂的武汉政府在一片混乱中走向终点，震撼世界的中国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在黯淡夜色中落幕了。
1927年第16节 潮起潮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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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一次见到冯玉祥，是在1925年秋天。在莫斯科专门报道革命的这位美国女记者，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中国。这时，中国的革命正在南方走向高潮，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还没有因为他在1924年因病去世而中断。
斯特朗从东北到了北京，随即前往中国北部去采访冯玉祥。冯玉祥将军信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们称他是“基督将军”，他们赞赏他禁绝鸦片的法令和他的部队严整的军容风纪。斯特朗慕名而来。
斯特朗写道: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她乘坐一列没有暖气的火车，冻得要死地向西北走了两天，到了位于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见到了冯玉祥，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在斯特朗面前，冯玉祥无精打采但谦恭有礼地背诵他的纲领:“中国的第一需要是普及教育，直到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其次的需要是修建公路和铁路。”
斯特朗还见到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
斯特朗问冯玉祥他目前的力量能控制多少个省时，冯玉祥答道:“我缺乏经验，控制好一个省已经很吃力。” 这种谦逊，被斯特朗认为是冯玉祥为人的高妙之处。因为在她看来，当时北方的三大军阀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中，冯玉祥是惟一一个对后来历史有影响的人物。
她说得不错。等斯特朗1927年4月在中国大革命的最后时刻再次来到中国时，冯玉祥果然成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权竞相笼络的对象，一时间，军事实力雄厚的他，成了决定政治格局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
处在政治漩涡之中、直接感受中国大革命的还有美国记者瑞娜·普若姆和她的丈夫威廉·普若姆。
他们1926年来到北京后，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外交和宣传的陈友仁，便选中了他们来负责主编一份英文宣传报纸《人民论坛》和主持一个新闻社。陈友仁一直受到张作霖的通缉，威廉和瑞娜夫妇正是陈友仁所需要的最佳人选。他们是职业记者，同时，他们是西方人。他们可以不受中国法律限制而安全地活动。
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也指导过他们的工作。
在得知被列入张作霖的黑名单后，李大钊一度躲进苏联大使馆避难。于是，瑞娜几乎每天到使馆去听取李大钊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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