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她在窗口都能看见几百名苦力在银行前排队，等着搬运大量的铜钱。
她印象最深的是宋庆龄表现出来的勇气。“现在她年轻孀居，却仍然为实现孙中山的夙愿而奋斗。虽然她外表文雅乃至柔弱，但她有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我看到她顶住家庭与社会的一切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
距中央银行大楼不远，从外交部穿过马路有一幢石砌的大楼，这里楼下是瑞娜的《人民论坛》，楼上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住房。斯特朗说，通向他的寓所的旁门前，经常停放着前来向他请教的政府官员的汽车，少则一二辆，多则五六辆。在他的各个房间里，不分昼夜随时都在开着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会议。
斯特朗成了鲍罗廷的常客。
一次，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和我们一起呆在房子里。我刚说过，因为我去俄国太晚，没有赶上俄国革命，所以早些到中国来，以便赶上时候，鲍罗廷笑着说:“斯特朗女士的时间是不凑巧的，她去俄国太晚，而现在她来中国又为时过早。”当时我不十分理解他的话。
还有一次，斯特朗觉得武汉政府在与军方打交道时应该不让步。她对鲍罗廷说，只要文官坚持不屈，军方就不得不让步。鲍罗廷却笑了。他说:“你见过大蟒面前的兔子吗?浑身抖着，知道将要被吞食，它被吓呆了。武汉军队面前的文官们就是这样，凝视着军队在发抖。”
武汉的恐慌在5月到来。
蒋介石切断了武汉的财政来源。他封锁了在上海和武汉之间的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人们冲向宋庆龄居住的银行大楼，纷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瑞娜、斯特朗、米丽，这些与宋庆龄亲近的外国记者，看到了动荡的场面。
米丽写道：“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
斯特朗终于又见到了冯玉祥。这次是在郑州，在武汉革命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对峙的关口。此时，冯玉祥出兵于6月1日打败奉系军队占领了郑州。武汉政府急于取得他的支持。
斯特朗是和瑞娜一起，乘坐武汉政府的专列前往郑州的。斯特朗说她俩是车上仅有的外国记者。这趟专列，载着前去与冯玉祥会谈的武汉政府军政代表团。
在汉口站的站台上，外交部长陈友仁前来送行。他给她俩带来了必需品:一支大手电，一把扇子，一只带几个杯子的装满了水的水壶，一袋买零碎东西用的铜钱。
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作为交通部长，负责安排这趟专列。他笑容可掬，身着普通西装，戴着悼念其父的黑臂章。
汪精卫的夫人身着淡紫色旗袍，她来车站为丈夫送行。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是专列上最显要的文职官员。斯特朗看到，他身着普通灰色西服，白衬衫敞着领，更像个大学运动员，而不像四十二岁的政治家。
搭乘这趟专列的还有一些将军:谭延、唐生智等。
汉口来的所有高级官员都下榻在郑州的中国银行。6月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双方开始举行会谈。
斯特朗又一次见到了冯玉祥。
会议就在我们周围夜以继日地进行着，有时是军事委员会议，有时是政治委员会议，而两个会议的成员基本一样。我们时常被允许在聚集着所有知名人士的饭桌上就餐。冯玉祥以主人的身份坐正座，唐生智和谭延坐在他旁边，我们坐在孙科和徐谦之间，离冯玉祥不太远。在这种午餐上，我发现中国午餐的传统和美国的不一样。他们缄口不谈正事，和别的将军们兴趣盎然地谈论蒙古和甘肃两地哪儿的苍蝇多，而不谈论任何中国和整个世界等待他们决定的重大问题。
斯特朗事后才知道，双方的交易实际上在幕后进行着。有一点双方都表示同意，他们决定，必须镇压工农和共产党，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武汉政府的军政代表团也不例外。
当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的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她。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斯特朗写道:“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
仅仅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隆重地开往郑州然后又隆重地返回汉口的专列，带回来的不过是一个合作的泡影。
宋庆龄开始了她的流亡。在乘坐轮船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之前，她在7月14日签署了一份声明。希恩说宋庆龄选择这一天有它的特殊含义。7月14日，正好是法国大革命时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她以此来表明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在声明中她说:“我心中对革命没有失望，我感到失望的是，那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背离了他们曾经走过的路。”
宋庆龄的声明发表在7月18日瑞娜和威廉主编的《人民论坛》最后一期上，占了整个头版。但是，这期《人民论坛》根本没有与读者见面，汪精卫政府查抄了它。好在在这之前，瑞娜和威廉已经用电报将全文发至纽约，并在第二天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全世界听到了宋庆龄发出的勇敢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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