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冒险家、考古家、商人、传教士、侵略者、政治家、记者……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中国的想像，每个人都有他的中国故事。他们伴随着中国的历史，他们也参与着中国的历史。客观的，偏激的，善良的，恶意的，在他们种种不同的体验与叙说中，一个神秘、古老的中国，渐渐变得清晰，变得具体，变得不再陌生和遥远。
走进中国，发现中国，这是那些西方人的故事，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故事。
在最初走进中国的西方人中，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的无疑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当他1271年启程前往中国时，他当然没有想到，将是他为走进中国的西方人，写出第一个精彩的故事。
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年。研究马可·波罗的西方学者发现，在他的中国游记中，马可·波罗最爱使用的形容词是“伟大”。毫不奇怪，一个来自地中海威尼斯小城的旅行者，走在中国的杭州、苏州……一个个江南重镇的富庶肯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不能不对中国城市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场面之繁华而叹为观止。
他不止一次来到长江边，注目滚滚而去的江水，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
“这条河流程如此之长，穿过了如此多的地区和城市，江中来来往往的船只是如此之多，运送的财富和货物是如此之多，实际上比基督教世界所有河流和海洋加在一起还要多!”
马可·波罗到底是位意大利人，似乎天生具有与众不同的浪漫。他那艺术家一样的浪漫，渲染着他的中国印象。在风靡了一代又一代的他写的关于中国的游记中，他呈现的是一个辉煌、壮观、充满诗意的东方古国。
更多的西方人踏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进中国。
商人们来了。
浩淼大海上商船来往穿梭。一船船运走中国的瓷器、茶叶，一船船运来西方的香料、珠宝。
传教士们来了。
著名的利玛窦走进了中国，他也是意大利人，他成了最早在中国获得永久性居住权的传教士之一。这位耶稣会的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人的信任，第一个穿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服装。他有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能绘制地图。他很乖巧，或者说他很能理解和迎合中国人的观念，他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中国被标在中央位置。
著名的汤若望也走进了中国。这位德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北京城观象台的一间房子里，观察天象，研习历法。他颇受清朝顺治皇帝的青睐，汤若望向顺治皇帝进呈自己制作的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这些西洋玩艺儿，令宫中人耳目一新。汤若望成了宫中常客。在顺治眼里，这位西方人真像一部活字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汤若望被委任为钦天监监正，并赐二品顶带，成了最早在中国宫廷中担任要职的西方人。而在十七世纪英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中，顺治皇帝也被说成是“欧洲化的皇帝”。
然而，鸦片也运来了，炮火也运来了，侵略也运来了。
鸦片战争中，甲午海战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古老帝国，在列强的炮火中溃不成军，领土被切割，权利被剥夺……
十九世纪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
一次急剧的感情突变发生了。中国在英国军队面前的彻底溃败，以及不愿接受西方的干预和西方的观念，使得她从被尊敬和钦佩的地位，滑至被蔑视的地位……他们突然发现了与他们原来认为的她的辉煌完全相反的弱点，一种新的印象遍及了美国和欧洲，认为中国是颓废的、垂死的，已从昔日的灿烂堕落了。
从此，一个古老、封闭、自大的中国，一个曾经被马可·波罗浪漫化的中国，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撞中、在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中、在开放与封闭的替换中，开始了艰难的历史行程。
更多的西方人，走进了中国。
引子走进中国(3)
4
走进二十世纪，一个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同时又国门大开的中国，给那些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真正能够发挥各种作用的历史大舞台。传教士已不再是主角，走到前台的是政治家、革命者、外交官和记者。
稍稍回过头看看，就不难发现，从孙中山到宋庆龄，从蒋介石到宋美龄，从张作霖到张学良，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在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中国政治家身边，总是不时环绕着一些外国人。他们扮演着不同角色：顾问、秘书、朋友、战友、清客，甚至保镖。他们发挥着不同作用，有时左右着局势，有时决定着命运。他们彼此的关系常常显得复杂而微妙，相互依赖或者利用，充分信任或者有所提防，不管怎样，他们既然走到了一起，也就构成了特殊的组合。
没有一个又一个外国朋友的帮助，孙中山恐怕早就跌落在接二连三的失败之中，再也难以东山再起了——譬如那位长期充当孙中山私人保镖的英籍加拿大人马坤身上，就有过一次次惊险故事。
没有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的介入和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肯定会重新书写。如果没有苏联顾问鲍罗廷，北伐和1927年大革命该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没有共产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红军会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开始长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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