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没有先后担任过张学良和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冒险前往,从中斡旋,张学良和蒋介石这两位主角该如何见面,如何妥协,其实也是很难确定的事。史迪威、陈纳德、赫尔利等这些在中国抗战中依次出现的人物,各自的影响与作用,又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值得重视的还有那些活跃在中国的外国记者。
记者职业注定与冒险联系在一起,他们借助得天独厚的优势,总是用鹰一般的眼睛注视着中国,用猎犬般的嗅觉,感应着这片动荡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的笔分量不同,他们的观点和倾向也不尽相同,甚至分属不同政治阵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中国历史现场上重要的目击者。他们亲历了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这个东方古国的不少爆炸性新闻,都是经他们之手公布于世。
1900年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区时,是澳大利亚人、《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里森发出独家新闻,让欧洲人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的危机;
还是这位莫里森,在担任袁世凯顾问期间,想办法将日本试图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密约内容透露给同行、也是澳大利亚人的端纳,使端纳发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
1927年,在广州、上海、武汉,一个个重要历史场景中,总是少不了外国记者的身影,斯特朗、希恩、瑞娜……他们亲眼目睹了大革命的悲剧,目睹了蒋介石、汪精卫、宋庆龄、鲍罗廷、陈独秀等一个个风云人物政治命运的大起大落;
三十年代初,在宋庆龄、鲁迅周围,汇聚着史沫特莱、斯诺、海伦、伊罗生等外国记者,是他们把蒋介石独裁专制的白色恐怖,向全世界揭露;
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从酝酿到爆发,居住在北京的斯诺、海伦夫妇都积极投身其中,直接发挥外国记者的特殊影响,斯诺亲自拍摄的游行场面,成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还是斯诺,冒险家一般走进陕北,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工农红军依然存在的真相,拍摄了一大批不为人知的中共领导人的照片;
史沫特莱经历了西安事变全过程,她,还有贝特兰,把发生在西安的一切,通过广播,通过电讯,向全中国、向全世界报道;
抗战期间在重庆最有名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河南饥荒和国民党政府腐败的真相,使访问美国一时风光十足的宋美龄,顿时失去了头上的光环;
一批批住在雾重庆的外国记者,纷纷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走进他们认为将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延安……
正是一次次爆炸性新闻的发表,这些外国记者不同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历史时钟的摇摆。他们走进了中国,他们的中国故事,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他们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本书,将叙述他们的中国故事。通过再现他们的足迹,再现他们眼里的中国风云,再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使那些早已逝去历史事件、历史场面,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1900年第1节 紫禁城内外(1)
1
在北京东城的西裱褙胡同,一座明代建筑至今保存完好。这是明代兵部左侍郎于谦的故居。当明朝面临北方强敌的入侵威胁时,于谦竭力反对明廷南迁,并在北京组织团练,率兵出战,保卫北京。
从明到清,朝代更迭,岁月流逝,这座院落目睹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院落的主人不知换过多少次。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进进出出。他们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变化了的是人事,是历史。不变的是屋檐下的砖雕,是院中的石阶。
平静了许多年的这个院落,突然间在一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又成了北京的一个焦点。
1900年4月,义和团在北京的第一个坛口在这里成立,团员有一百多人。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的千古绝句《石灰吟》,这些发誓“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团员们,也许正是因为于谦当年的业绩和这首诗,才特地来到这里集会,宣布北京义和团第一个坛口的正式成立。于谦写得好,“粉身碎骨浑不怕”,这些被强烈的“灭洋”情绪燃烧起来的人们,真的什么也不怕。
铺开晚清的北京城地图,可以发现,被北京的义和团选择作为第一个坛口成立处的于谦故居,处在一个颇有意味的位置。它与观象台和使馆区,正好处在同一条胡同延伸线上。观象台在东,使馆区在西,它位于中间。此时,观象台上传教士汤若望观天象的房子还在,而使馆区的平静、不可一世则很快就将被蜂拥而至的义和团彻底打破。
中国世纪之交最为动荡的时刻,彻底改变中华帝国历史走向的时刻,已经不可逆转地来临。
于谦故居里的这次聚会具体在哪一天,史书上没有记载,而是笼统地把北京城里首次出现义和团的日子定在1900年4月。
4月15日,一百多名义和团员在京郊的卢沟桥集会,散发了反对列强和反对外国教会的揭帖。4月29日,类似的揭帖也在北京城里出现了。在此期间,义和团假托在西郊温泉山煤洞中掘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著名军师刘伯温写的谶语: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怨不伸。石碑上还有这样的句子:义和明教,不约同心。迷信的义和团民众,更加确信自己是在奉天行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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