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北京城外国使馆里的西方人，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了滚滚而来的义和团热潮的波及。从1898年在山东开始的“义和拳”，到1899年底才引起北京城的这些外交官们的焦虑和关切。在此之前的1月27日，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公使，曾联合照会中国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部门——总理衙门，要求清廷发布上谕，明令在山东和直隶立即采取措施镇压义和拳。
然而，一切已为时太晚。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几十年的女人，一直在镇压还是利用义和团问题上摇摆不定。两次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实在已是软弱无力，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哪里找得出一个像样的强国方略，来与虎视眈眈的列强们抗衡?
失去控制的义和团，终于要在北京城这个过去令许多天朝臣民战栗、仰望的地方，无所顾忌地挥舞火把挥舞大刀挥舞红缨枪了。
于是，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们，亲眼目睹了发生在东方帝国的这场令后人评说不一的风暴。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代表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拥有不同的职业素质，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闻，也就成了中国世纪之交历史场面中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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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看到义和团挥舞大刀挥舞红缨枪身影的外国记者是意大利《晚邮报》的巴尔齐尼，地点是在天津火车站，时间是6月2日。
到5月底，义和团风暴已席卷北京郊区和天津、保定等地。由卢沟桥到保定的铁路路轨被扒，车站被烧，桥梁被毁，电报线被割断。5月28日，北京郊区的丰台车站也被烧毁了。5月31日，外国驻京使团紧急调遣数百名官兵来保卫使馆，5月31日，第一批军队乘火车从天津大沽抵达北京。列强们的二十多艘军舰集结大沽口外。一场战争迫在眉睫。
不少研究义和团历史的史学家认为，召卫队入京保护使馆，是造成战争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就在5月29日，清廷曾发布谕旨，命令官兵“剿灭”拒不解散的义和团，这是年初以来的第一次下达的明确指令。但外国使馆调兵遣将的举措，使清廷立即撤销了命令。6月3日，清廷明令停止清剿义和团。
官方与民间，在这一时刻，并非情愿地却无法避免地走到了一起。
天津周围外国军队与义和团的战斗已经打响。
巴尔齐尼是意大利军队的随军记者。在天津火车站附近，他目睹了俄国军队的一个哥萨克骑兵连迎战两千名义和团民的场景:
我们离他们大约三百码。他们的头上裹着红布条，让人联想起一个行进中的法国士兵团。他们的红腰带在阳光下闪耀。大刀在头上挥舞，红缨枪在飞动。突然，那些打头的，接下来是其他人，再接下来是所有的人，一齐跪下来作祈祷……
巴尔齐尼看到了一位义和团成员的死:
他挥舞着两把马刀，一只手一把，就像一个玩杂耍的人。接着，一枪打得他脸朝地倒下了，但是，他马上用膝盖支撑着身体，挥舞着马刀。又是一枪打来，他再次倒下，然而他用肘顶起自己，还在挥动那件武器，直到最后一枪使他永远倒在尘土中。
(转引自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1900年第2节 紫禁城内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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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外交使团被清兵和义和团围攻，是在6月20日。
这是1900年6月18日英国的《泰晤士报》，上面发表了该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的电讯，这是外交使馆被围前来自北京的最后消息。
这位没有署名的《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是莫里森。这位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的澳大利亚人，在1894年仅花费十八英镑便完成了从上海到仰光的徒步旅行，第二年他出版了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由此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报纸《泰晤士报》的驻华特派记者。当年，当莫里森身着中国服装，带着中国脚夫，开始他的横穿中国的行程时，绝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会在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动荡中成为全球闻名的记者;更不会想到，他会爱上中国，并在中国旅居了二十多年，有一天还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顾问，深深卷入了中国事务，被世人称做“北京的莫里森”，而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一度曾被命名为“莫里森大街”。
当然，后来的一切，在1900年6月的这个时候，莫里森不会去预想。他和所有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外国人一样，被眼前的危机困扰着。
《泰晤士报》刊载的莫里森的这条电讯写于6月14日。
据莫里森的传记作者所写，6月13日，连接北面俄国的电报线路被切断了，这是北京与国外的最后一条通讯线路，连通天津的线路，已在三天前被切断。于是，莫里森决定找一个信差把电讯稿送到天津，他在日记中特地写明，为雇人送这条电讯，他花了二十两银子。他在电讯中写道：
一次严重的反对外国人的骚乱昨晚在这里爆发。城里东部一些最好的建筑被焚烧，数以千计的当地基督徒，以及由外国人聘用的佣人，就在距皇宫两里范围内遭到屠杀。对所有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夜晚。他们汇集在一起，由外国卫队保护。拳民焚烧天主教堂的东堂，这是所有教堂中最大的。如果外国卫队的援军今天仍不能到达，可以预料骚乱将进一步恶化。据可信消息尚无英国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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