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日《泰晤士报》发表莫里森的电讯两天后，20日，使馆区被团团围住，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彻底被切断。被困的有外交官、卫队以及上千名中国教民。他们中间有两位记者，一个是美国记者克里尔曼，另一个便是莫里森。
莫里森仍在想办法把消息送到天津。
7月6日，莫里森在一张很薄的、只有五英寸大小的纸片两面写了一篇电讯稿，纸用油泡了泡可以防水，然后，把它藏在一个装有稀粥的碗里，交给一个年轻的中国教民。这个教民从墙上翻过去，假装成一个乞丐，试图混出包围圈。但他最终未能成功，天亮时又退了回来。莫里森取回了纸条，把它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保存了下来。这样，才使后来的史学家有机会见到它。
尽管莫里森被公认具有冷静的性格，但后来莫里森的研究者注意到，在写这张小纸条时，他还是流露出了紧张。开头一句，他写道：“自1月20日被中国军队包围以来……”他明显写错了围攻开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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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记者没有了音讯。为西方媒体提供消息的任务落在了驻上海的特约记者身上。
1900年7月16日，英国的《每日邮报》发表了驻上海特约记者的电讯，声称北京的外国使馆已经被攻占，所有欧洲人全军覆没，这个消息在欧洲顿时引起强烈反响。这个特约记者如同一个小说家，把现场描写得活灵活现，极为煽情。他写道：
欧洲人面对势不可挡的嗜血成性的疯狂的野蛮人群，沉着勇敢地战斗到底，在弹药尚足之时，他们冒着中国人的枪炮火力，一次又一次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当他们最后一梭子弹打出去之后，他们的最后时刻也便来到了。但他们都视死如归。他们坚守在残破不堪的阵地上继续抵挡中国人的冲击，直到在数量上完全被敌人压垮，最终牺牲在阵地上。他们死得其所，没有给我们丢脸，他们为那些将在他们的尸首上被杀戮的、毫无自卫之力的妇女儿童战斗到最后一刻……至于夫人们，不消说，她们在这可怕的时刻是无愧于她们的丈夫的，她们以高尚的情操忍受了长时间、残酷的痛苦，都尽节而亡。
第二天，1900年7月17日的《泰晤士报》转发了这条消息，并特地配发了社论。过去，莫里森的名字在《泰晤士报》上从未出现过，他采写的消息都是以“特派记者”的名义发表的。而这天，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并成了《泰晤士报》为之哀悼和颂扬的“我们尽职的特派记者”：
在牺牲于清朝京城的人当中有一位应得到我们特别的敬意，他就是我们的驻北京记者乔治·欧内斯特·莫里森医生。在他的充满惊险经历的三十八年生活中，莫里森医生多次死里逃生，每当紧急时刻，他总是有无尽的智谋。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希望。他很有可能已经在最后的屠杀中，趁着混乱脱身逃走……
《泰晤士报》的社论中还这样称颂莫里森：
任何一家渴望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其他报纸都不曾得到一位比莫里森医生更忠诚、更无畏和更能干的雇员。
在澳大利亚，莫里森的家乡吉隆，得到消息后为他的“不幸殉职”降半旗志哀。
然而，莫里森并没有死，北京的使馆区也没有被攻占，更谈不上“全军覆没”。《每日邮报》在上海的那位所谓特约记者，不过是根据想像编造了这样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在西方新闻史上，这是一场闹剧，一个弥天大谎。
事后，莫里森自己在1900年10月20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详细叙述了这个所谓“记者”在中国行骗的整个过程。他说:
我看《泰晤士报》是在替《每日邮报》掩饰，担保他们完全是出于好意才发表来自上海的那份不光彩的电讯的。这份电讯使多少家庭悲痛啊。据我了解，发这一电讯的人叫萨特利……他一直以萨特利的名字住在上海礼查饭店充当《每日邮报》信赖的特约记者……那份谈及我们遭屠杀细节的臭名昭著的电讯是化名西尔威斯特的萨特利炮制的，你就会看出《每日邮报》选用这位记者是不明智的。
当义和团风暴过后，莫里森收到了刊有他的讣告的《泰晤士报》，一位澳大利亚年轻的战时记者阿瑟·阿丹斯正好在场，莫里森问他:“你对此怎么看?”阿丹斯回答说:“我看，既然《泰晤士报》发了文章，对你倍加赞誉，现在惟一最该做的事情就是给你涨一倍薪水。”
1900年第3节 紫禁城内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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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15日北京失守。头一天，慈禧太后化装成平民，准备带着光绪皇帝逃往山西。行前，光绪和珍妃一起前来拜见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珍妃请求把光绪留下与八国联军谈判，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命令太监把珍妃扔进宫里的一口水井，再压上石板。然后，仓皇离去。
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被解除了，中华帝国的首都，成了八国联军脚下的废墟。对于一个有着悠悠数千年历史的古国来说，对于一个曾一度自视颇高的民族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比鸦片战争失败更大的屈辱。
随八国联军采访的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北京被攻陷当天的情景。
傍晚，万籁俱寂，枪声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墙，眺望城市。在这个古城的上空，曾经从夜里两点到下午两点，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弹药：燃红的铅弹，钢铸的榴弹，甚至还有中国人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在这寂静的古老城墙上和在这神圣京都的城墙下，人们的鲜血一直流淌了十二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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