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海伦是在延续着斯特朗、史沫特莱开始的新的传统。从1927年大革命开始，来到中国的许多外国记者，与过去活跃在中国的前辈记者们有所不同，他们不再是代表某一国家的利益而来，不再仅仅是为了抓独家新闻。他们中间，更多的人受到革命的影响，受到理想与浪漫的感染，他们已是国际化了的人物，是把自己置身于革命的国际背景中的新一代记者。他们或者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或者是由于同情弱者而站在了革命的一边，他们把报道革命、支持弱者作为己任。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贝特兰、白修德、爱泼斯坦……正是这些与以往大大不同的外国记者们，成为中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目击者和参与者。
无疑，斯诺、海伦的态度对张兆麟是个鼓舞。他说要发表一份请愿书，向蒋介石陈述要求。斯诺不同意。因为对此举动中国报纸会不予理睬，外国报纸则会将之看做一种政治宣传。海伦曾把学生会的一份请愿书《关于要求言论、新闻、集会自由权利和反对非法逮捕学生的呼吁》交给路透社驻北平的记者弗兰克·奥立佛，看他是否可以发表。奥立佛对她说:“我们可不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这是一种宣传。”她感觉出他的敌意，因为路透社站在蒋介石一边。
海伦建议发起一场学生运动，类似于五四运动那样的运动。他们谈了整个下午。几天后，张兆麟又来到盔甲厂胡同，这次是和几位朋友一起。受斯诺夫妇支持的激发，他们拟定了一个计划。
海伦最初的建议是在北京街头举行一次象征性的葬礼，以悼念在中国北方的死者。最初中国学生不赞成这一想法。他们害怕会被当做共产党逮捕，当时共产党嫌疑分子受到蒋介石的北京宪兵队的逮捕和枪杀。而斯诺则认为这样做可以给警察包括日本人一个意外。关键在于要动员说服所有北京学生参加到这一抗议之中。斯诺还答应会带其他外国记者到现场去，他自己也会对这一活动予以全面报道。
学生领袖们下了决心。他们起草了一系列要求。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定在12月9日，即在宋哲元计划宣布脱离南京的头一天举行。新成立的北平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们印刷了传单，写好标语，画好游行路线图，还组织了急救队。斯诺后来写道:“尼姆和我几乎一整夜都在打印关于学生要求的译文，以便第二天提供给外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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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9日这天，学生走上了街头。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如此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北平警察对12月9日的游行毫无准备。在这之前，日本人已迫使国民党的第三宪兵团撤出北平，蒋孝先和他的部队已前往西安。
按照海伦的看法，这正是天赐良机。如果第三宪兵团在城里，游行和示威活动就会受阻。于是，近千名学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便在城周围的若干地点集合起来，分别列队，请愿游行队伍前往国民党政府机关所在地长安街。还有一部分学生早在头一天晚上就已经住进了城内。这样，双方汇合后，大约有两千人参加了这天的游行请愿。
斯诺和海伦并排走在游行队伍中间，海伦还高呼口号。和他们一起前来的，还有另外几位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他们都感到兴奋不已，在一旁为学生喝彩。外国记者出现在现场，令警察一时不知所措。直到有少量宪兵赶到，镇压才开始。斯诺这样描述现场情景: “几支来福枪朝空中开枪，游行队伍骚乱不止。记者和摄影者汇聚起来，希望外国人在现场能够避免悲剧发生。围观的人群中有中国店员、家庭主妇、手艺人、僧人、教员和身穿丝绸的商人，他们在街上欢呼雀跃。”斯诺还看到，甚至人力车夫也参加进来，高喊曾被禁止的抗日口号。警察放下了枪，其中一些还参加到抗议的人流之中。
当天晚上，斯诺就把有关消息用电报传给伦敦和纽约的报社，其他记者也把消息发往世界各地。斯诺后来写道:“尼姆和我通常是不看游行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却为能和游行的领导者站在一起而感到自豪。”
费正清是中国学者梁思成、林徽因的朋友，他写到了当天发生在梁林两家的事:
1935年12月9日，大中学校学生列成纵队游行街头，不顾军警的阻拦，抗议当局，反对分割河北。这次运动的壮伟不亚于五四运动，再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是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一个警察用刀鞘狠狠揍她。林徽因的弟弟也从中学出来加入了游行的行列，但随即有十二个小时失去踪迹，梁思成跑遍城里各医院去找他。
12月16日，北京的学生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美国记者威克托·基恩是现场目击者之一。他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八千多名大、中学生今天在这里勇敢地面对寒冷和警察的残暴。从黎明到黄昏举行的大游行，抗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们相信，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日本人在自治的幌子下，对这些省实施统治。有六十名学生受伤，更多的人受到木棍、水龙的袭击。”
基恩亲眼目睹了北平警察是如何残暴地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的:
当学生被驱散开时，警察到狭窄胡同里追赶零星者，凶暴地用皮带和刀背抽打他们。许多人受了伤，其中一些人据信伤势严重。现场一位记者看到多到五六位健壮警察残忍地毒打一位学生。该记者有两次成功地制止了毒打，不少其他外国目击者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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