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还爬上前门城楼，用他那架新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游行场面，是他为“一二·九”运动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
在此期间，斯诺通过史沫特莱，设法把学生们的信寄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并把她的回信转交给学生。在信中，宋庆龄敦促学生们继续采取行动。
1930-1935年第24节 在古城呐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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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入斯诺家中的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位叫王汝梅，他就是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后来在接受《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的作者托马斯采访时，黄华承认，学生运动具有某种自发性，他和其他思想左倾的学生，可以秘密接触到共产党的文件，了解共产党的思想，但他们与共产党的直接联系，仅仅是通过个别学生中的共产党员。
在12月9日游行后的一天，黄华带着一位神秘人物来到斯诺家中，他叫俞启威，英文名字叫戴维·俞。海伦后来回忆戴维·俞:“他高个头，白皙，满脸倦容，一身中国式长布袍。”“他的漂亮面孔开朗，表情丰富，但也显得矜持，让人感到颇为自信。”海伦知道戴维·俞是“中国权威”，尽管他还只有二十四岁左右。她猜测:“这是为什么?经验。我认为:他一定是真正可信赖的人，一个共产党活生生的地下党员，或者说至少是共产青年。”海伦还说，“我能够看出，他们都接受俞的指示，但我不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
这个让海伦感到可信赖的俞启威，就是黄敬，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北方地下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的第一任市委书记。这张“一二·九”运动中他慷慨演讲的照片，不知是不是由斯诺拍摄的。
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在北京他和当年认识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重逢。他们中间有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姚依林告诉斯诺，他和俞启威当年曾在斯诺家中举行过党的会议。
另一个在斯诺家参加过类似会议的人是陈翰伯。他说: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就在斯诺的起居室里。
到这时，斯诺才看到当年隐在幕后的影子。
但海伦还是自豪地说:她和斯诺发动了一场革命。
也许斯诺夫妇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作用。这大概是一般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特点。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总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们的眼睛盯在浮在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而忽略了水底巨大的存在。他们只顾在舞台上出色表演，或者陶醉于自己的指点江山，以为他们是导演或者舞台调度。但实际上，他们本身只不过是演员，真正的导演，真正的主角，潜隐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
然而，他们毕竟是演员，是历史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甚至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他们看做导演和调度。1991年9月20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海伦“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的庆祝会上，斯诺夫妇的老朋友、后来加入了中国籍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评价海伦:“她和她丈夫埃德加·斯诺一起帮助促进并对外报道了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
1972年海伦重返中国时，两次到盔甲厂胡同试图找到当年住过的房子，都没有成功。
她说:找这幢房子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子预定都要拆掉。我觉得本来可以在院子的大门上挂一个牌子，说明这是写《西行漫记》的地方和“一二·九”运动的摇篮。
现在，这当然已经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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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汝梅把俞启威领进斯诺家中后不久，经俞联系，斯诺成了第一个被允许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显然，他和妻子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的影响和采取的积极行动，赢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
斯诺的冒险旅行开始了。这是堪称二十世纪外国记者在中国最伟大的一次冒险。
1936年10月，斯诺在他前往红色根据地三个多月后回到了北京。海伦立即帮助他整理带回来的素材，把他的胶卷送到德国相机经销商哈同那里洗印出来。接着，斯诺在北平的美国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人们展示他在红色根据地拍摄的这些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随后，伦敦的《每日先驱报》连载斯诺关于此次探险的文章。美国的《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老板卢斯，以一千美元购买了斯诺拍摄的七十五张照片，这是当时中国照片的创记录价格。
从这以后，世界终于知道了共产党政权在经过几年的波折之后，还在黄土高原上存在着。
1930-1935年第25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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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名字，是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从《鲁迅全集》中知道，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选、翻译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后来在撰写刘尊棋的传记时，我才第一次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伊罗生在中国的大致活动情况，了解到他曾在上海创办了一本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专门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的文章。当时在北平被捕入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人，便是从《中国论坛》上得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的。狱中支部决定，由刘尊棋执笔写英文信给伊罗生并转民权保障同盟，揭露狱中的恶劣条件。刘尊棋的信得到宋庆龄、杨杏佛的重视，杨杏佛特地到北平草岚子监狱实地考察，见到了刘尊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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