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在一篇有关日本侵华三周年的电文中，白修德描述蒋是中国“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并称赞了宋美龄，说蒋那“柔弱的神采飞扬的贤妻，她的新生活运动给中国人注入了无尽的勇气”。
前方也有好消息传来。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颇让报道中国抗战的这些外国记者们欢欣鼓舞。伊文思他们高兴地爬上缴获的日军坦克。
史沫特莱写下了她和美国军官们的感慨:
直到那时为止，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这一仗虽小，却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我遇到几名曾经亲临战场的美国军事观察员，他们说，中国的北方军队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而落后的队伍，却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一名年老的北方将军，他身体极胖，以至他的卫士不得不把他推上一个战略高地。他气喘吁吁地登上山头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移动一步。他像一尊勃然大怒的弥勒佛一样站在那里，直到中国军队开始撤退，他才又在卫士的帮助下离开那座山头，再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头。
远在美国的赛珍珠，1938年1月在美国一家电台评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她曾经生活过的南京，刚刚发生日本军队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痛苦和悲伤。这年年底，她因创作《大地》等以中国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显然与中国抗战爆发、世界关注中国有一定关系。在后来的岁月里，她一直活跃在援助中国的活动中。
一部《中国需要我们的援助》的纪录片，在美国广为放映，呼吁美国人为中国的抗战捐献。
1937-1943年第36节 雾重庆(3)
3
武汉最终沦陷了。民国政府沿长江向西撤退。
山城重庆成了中国民国的临时首都，人们习惯上称它作“陪都”。
在战时的重庆，江心的这个小岛，一时间在世界上出了名。它是珊瑚坝，是长江枯水季节重庆的机场。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天气十分恶劣按惯例不能飞行时，飞机才在夜间从香港起飞，这样可以躲过日本飞机的袭击。洪水季节，飞机再改到城郊的白市驿空军基地降落。那些年里，多少位影响时局的中外人士， 多少个来到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在这里走出飞机，登上山顶，然后，又走下山坡，走进飞机，在夜空中消失。
沿江边蜿蜒而上的陡峭石板路，令初次来到重庆的外国人感到既好奇又惧怕。不少人不能接受的是坐在滑竿上让人抬了上山。
过去做过记者如今被罗斯福委派来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拉铁摩尔，下飞机后，曾因不忍心坐滑竿，而让来接他的中国官员下不了台。
走下飞机后，我们穿过一条隧道，然后乘轿子沿着一段崎岖陡峭的小道登上重庆江堤的坝顶。由于事先未被告知，我本能地不愿让由人充当的役畜抬着，而是坚持要步行。这是我的失策之处，这不仅因为礼节上那些前来迎接我的来自蒋介石左右的贵人们，必须与我一道步行，而且在那时的重庆，任何“上流社会”人士，尤其是学者或官员，自己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是有失尊严的。
来到重庆的外国记者，一般都住由中国政府的国际宣传处提供的记者公寓。它位于长江南岸。后来几年里，这里成了他们的家。
1985年，这批四十多年后重访中国的美国记者，曾在此寻觅旧时的住所。但岁月变迁，这里已变得让他们辨认不出了。
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过这座公寓的情景:
重庆的记者公寓离南岸的开放港口区有两三里之遥。它位于这座毁掉了的城市的另一端，是在一座山上。那里有流亡政府的办公室、营房等，都延伸到战前这座城镇的垃圾场和公墓之上。记者公寓位于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大院里，自己就是个半官方的所在。我于1940年初秋去那里居住时，它原是一片用竹桩围起来，并饰以香蕉树的田地。其中有用木材和柳条搭成的两幢宿舍。
写这段话的记者叫格拉姆·佩克，在所有外国记者中，他是一位特殊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擅长文字，还是一个画家，所以，大家提到他时，常常要在记者身份后面再加上“艺术家”的称号。他第一次到中国是在抗战之前的1933年，他喜欢北京，喜欢到西部旅行，第一次中国之行，他创作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穿过中国长城》，书中还画了许多都市景物和风土人情。
第二次中国之行，佩克来到重庆，成了美国新闻处的官员，他创作了大量反映重庆生活的漫画和素描，这些作品后来成了他在1950年出版的著作《时代的两种类型》中的插图。佩克的朋友、另外一位美国记者爱泼斯坦非常推崇佩克的这本著作，他认为:“在许多外国人所写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和战后中国的书里，这一本可称为经典著作之一。”他还这样评价佩克:“佩克是位画家。他的文笔一如图画，富有诗情画意。他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在作品中为了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而跳动。他有强烈的正义感，文章的表面虽显得平静和态度超然，颇有幽默感;但在文章的骨子里却燃烧着对于被践踏被剥削的中国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的愤怒。”
佩克的画描绘出了战时重庆的众生相，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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