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这幅插图上，他便画出了记者公寓所在的位置。
佩克和另外一位美国记者克利斯多弗·兰德是好朋友，他将自己画的两幅中国人的肖像素描送给了兰德。兰德又将它们送给了儿子彼得。如今，它们挂在彼得客厅的墙上。彼得说，正是佩克和父亲他们在中国的故事和对中国的感情，促使他写作了《走进中国》。
彼得说这些话时，佩克的画就在他的身后，画中人物仿佛正在注视他，倾听他的谈话，两者之间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历史的连接。
4
无论记者或者其他外国人，重庆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连续几个月的雾。从初冬一直到第二年的初春，雾在长江、嘉陵江河谷漂浮蔓延，笼罩着整座山城。在这样的季节，阳光是人们的奢望。
抗战时期，外国记者成了雾都重庆生活的组成部分。
当史蒂芬来到重庆担任美国新闻处的秘书时，这位二十一岁的美丽姑娘迷住了这里的不少人。《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杰克·威尔克斯由她产生了灵感，创作了一组摄影照片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组照片题目叫做“《生活》在重庆的约会中”。史蒂芬被安排成一位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帕尔默·霍伊特约会的姑娘。这是《生活》杂志的虚构:一对地道的美国人正好在重庆相遇，有了一段浪漫的接触。
史蒂芬和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也有交往。她认识了周恩来，她与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龚澎成了朋友。在外国记者眼里，龚澎是一位美丽、能干的女性。当战后史蒂芬有机会到上海去的时候，龚澎拜托她将出生不久的孩子带到上海，送到龚澎父母家中。这个孩子是龚澎和乔冠华的第一个孩子。龚澎把这张照片送给了史蒂芬，照片上的婴孩此时当然不会知道，后来他也会像父母一样，成了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外交官。他叫乔宗淮。
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颇让这位年轻的美国姑娘感到兴奋。她在写给朋友兰德的信中说:“我有不少机会见到许多共产党人，和他们交谈。”“我在他们那里吃过几次晚餐，他们到我们的地方来参加过两次聚会。我对周(恩来)将军个人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很有魅力。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和叶(剑英)将军及其他人一起谈话，他们的声音不是太大，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他们总是把我看做‘把龚澎的孩子带到上海去的姑娘’来热情欢迎我。”
战后史蒂芬作为自由撰稿人，前往新疆调查国民党军队对当地少数民族的镇压，在返回南京时，死于一次原因不明的飞机事故。她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虚构的重庆时的浪漫，对于她，成了她短暂生命的美丽记录，她不再有可能叙述她在中国的见闻。
1948年12月22日，史蒂芬的葬礼在南京正式举行。参加葬礼的有重庆时期史蒂芬的美国记者朋友克利斯多弗·兰德、格拉姆·佩克等。史蒂芬的中国朋友叶笃庄也参加了葬礼。 墓碑是一块长方形大理石。碑上用汉字竖排刻着一段话：“一个好酒量的、年轻而勇敢的、声音干哑而谈笑风生的史蒂芬女士长眠于此。”
碑文是一首诗:
你走了，
回到你来自的地方;
但我们仍然活在
这血腥的、疯狂的、不幸的世界。
你知道，
我们将坚决地战斗到底，
永不罢休。
我们将依然喝着白干酒，放声大笑。
去吧!亲爱的孩子，放心地去吧，
你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几年前，叶笃庄先生告诉我，这个碑文是他草拟的。如今，叶先生已因病辞世，谨在此向他表示我的哀思和感激。)
1937-1943年第37节 雾重庆(4)
5
冬天过去了，被雾笼罩了几个月的重庆，终于变得清晰、明朗。
没有雾的日子，却又成了重庆最艰难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阳光，可以看到天空，随之看到的，就可能是黑压压的成群的日本轰炸机。连续几年中，每当这种季节来临时，重庆都面临日本大轰炸的灾难。
刚从美国抵达重庆不久的白修德，就遇到了日本飞机的第一次轰炸。
White是他的英文名字，白修德是他在重庆的中文名字。白修德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费正清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与斯诺相同的素质，觉得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个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写的一封推荐信，白修德来到了中国，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虽然白修德后来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等反映美国社会的系列著作而闻名，但中国的重庆却是他最初崭露头角的地方。作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八年，他成了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重要事件的目击者。
日军飞机的大轰炸留给白修德终生难忘的印象。即便几十年过去，他仍对当年亲历的重庆大轰炸记忆犹新。在198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重庆在1939年5月3日、5月4日连续两天受到轰炸。今天，在大气层遭到恐怖的历史上，这些轰炸已成为被人忘却的里程碑。但在那时，它们却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从空中进行大屠杀的标志。日本人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历史上首创先例。”
大轰炸是战争风云中最令人们感到悲愤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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