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预感到一场革命即将来临，他要到风暴的中心去。1911年初春，中国开放较早的商埠上海以其繁华的景色展现在了他眼前。他在后来回忆道:“喧闹的黄浦江徐徐东流，江面上舟楫点点，仿佛它们是从丰饶角里撒出的。南京路像一把刀子从黄浦江畔的外滩直插上海喧闹的商业中心。静安寺路就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跑马场，流过高墙和铁门围着的公馆进入当时乡下的地方。”欣赏上海的美景当然不是端纳的目的，在路尽头的一个公园里，他见到了上海的革命党人伍廷芳，自那以后，他就和这场革命运动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果然，几个月之后，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就传到了这里。11月6日，上海的革命党人攻占了江南制造局，上海随之光复。独立各省的代表纷纷云集上海，准备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当他们为谁来领导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发愁时，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从海外归来，他就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来到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赶赴南京参加完总统就职仪式，将这个重大事件的报道发出后就回到了上海。
第二天，端纳正在上海革命党部的小屋里被冻得要死，有人送来一份专电，孙中山要他起草一份共和政府宣言。几天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东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要说的话，但他们没有想到，这篇宣言是从一个高鼻子、带着微笑的年轻西方人的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当长江流域燃起共和之火时，莫里森依然呆在北京。几天之后，他看到袁世凯乘坐的火车驶进了北京站。走下火车的袁世凯以优雅而富喜剧效果的姿态，轻快地走过整个站台，以此向人们显示，三年前使他被免职的那条“酸痛的腿”现在好极了。这一次他是应隆裕太后之召，前来拯救太后和宣统皇帝这对孤儿寡母的。
袁世凯一面继续派兵向南方施压，一面又派代表秘密与南方政府谈判，在得到南方领导人的承诺之后，他软硬兼施，迫使清室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清廷退位。莫里森立即向《泰晤士报》发出了一篇题为“帝国下诏宣布共和”的通讯，抢先报道了清帝逊位的消息，这篇报道被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
两天之后，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而莫里森则被聘为袁大总统的政治顾问。袁世凯赐给他金印一颗，并一度将王府井这条最著名的商业街命名为莫里森大街，以表彰他的特殊贡献。但随着中国历史出乎意料的进程，莫里森、端纳这两位澳大利亚记者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
1911-1919年第5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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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又成了中国政治的中心，端纳也从上海匆匆赶到北京，接管纽约《先驱报》在北京的办事处，同时兼任上海《远东评论》月刊主笔，每月回上海一次发排稿件。同时，端纳成了新政府里的座上客，在所有高官当中，财务总长周自齐是端纳最喜欢的一个。
1915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座高层建筑里，端纳正在忙着将《远东评论》稿件付印，突然他接到财务总长周自齐的急电:“即回，事关同盟国，情况严重。”
端纳的心中有种莫名的兴奋，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匆匆赶往火车站。当发自上海的夜间快车隆隆驶进北京站时，端纳也在随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惊心动魄的四个月中进入了角色。
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开始，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掠夺、侵略，几乎成了几十年来所有在中国的西方记者们不可回避的报道主题。
第一个向世界报道日本在中国所犯暴行的，是1894年甲午海战期间来到中国的纽约《世界报》的特派记者克里尔曼(该报社的老板普利策后来因设立“普利策奖”而闻名)。11月24日，克里尔曼从旅顺发回一篇目击报道，题为“倭寇残杀记”。文中描述了日军杀害中国平民的细节: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大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杀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执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救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克里尔曼是先行者。
来到中国的西方记者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日本的一举一动。他们中的不少人虽然代表着各自国家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从维护西方列强们在中国的利益来选择报道的。但是，他们中也有这样的人，当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目击历史事实时，当他们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捕捉新闻线索时，当他们怀着良知报道事实真相时，就有可能因不满于日本对中国日益膨胀的野心而摆脱历史的局限，发出同情和倾向于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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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乘坐的火车在第二天晚上抵达北京。
出了北京站，穿过拥挤的人群，端纳坐上了人力车，直驶美国公使馆。街道两边的店铺已纷纷关上了店门，繁忙喧闹的一天结束了。车子驶过，在他们的身后传来了麻将哗哗啦啦的声响，偶尔还有几声婴儿的啼哭。街道上过往的男男女女都裹着厚厚的棉衣，载着端纳的人力车夫飞快地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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