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得了什么病?”
“爱滋病。”她说，“她在信中竟然还说这是上帝赐赠她的最幸福的死法。她称爱滋病是人类最美丽的病。”
“她的确与众不同。”我说，“可惜我无缘结识她了。”
“她就是个动物，是狗、是猪、是狐狸。”林阿姨说，“可我总忘不掉她，我便拿起了画笔。我希望在画她的时候能忘却她，可不知道怎么的，我越画她就越想念她。”
我正不知该如何劝慰她，芦苇醒来的哭声把我们从一种感伤的情境中拉回现实。我和她同时跑向芦苇。芦苇见了我委屈地扑过来，用柔嫩的小手抓我的脸，我的眼前突然闪现出芦苇的亲姐姐抱住我的腿不让她弟弟离开家的情景，一股辛酸感使我更紧地抱住了芦苇。
“我想我忘不掉我的女儿，完全是因为她身上流着我的血。”林阿姨一边给芦苇冲奶粉一边说，“尽管她不承认是我的女儿，可她是我生的。血缘关系简直无可替代，哪怕它隐含着罪恶。”
她的话无意当中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于伟整天忙于公司的事，但只要是有了假日，他便整天和芦苇呆在一起。他抱着芦苇那副亲昵的样子使我的心底常常泛起一股悲哀，人是如此不可抗拒地需要一个后代。于伟常常把孩子放到地毯上，和他一起爬来爬去。孩子由于兴奋而急促地笑个不停，嘴角流出口水。我们不再拥有星期日开车去农村兜风的那种日子了。
芦苇开始长了两颗雪亮的白牙，他能吃鸡蛋黄了，而且渐渐在爬的过程中努力向墙靠近，倚着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试图能走出一两步。可他总是刚迈出一步便又扑倒在地。这时候冬天已经来临，气温下降，林阿姨为芦苇做了棉祆、棉裤、棉肚兜，还做了一双十分好看的虎头鞋。逢到周日她便回家打扫一下无人居住的房屋，取来一些适用的东西，她还抽空看了两本我推荐给她的书。久而久之，我们一家三口都喜欢上了她。
然而不愉快还是微妙地降临了。
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接连降了几场大雪，街上一片白茫茫的。我坐在窗前画雪后的城市。这时林阿姨抱着芦苇朝我走来，问我这孩子从一生下来就怕惊么。我问怎么了。林阿姨说：“我不小心将一盒录音带碰到地上，声音算不上很响，可孩子却吓白了脸。”
我极其脆弱地说：“的确，他从小就怕惊，胆很小。”
“你怀他时大概水果吃得太多了。”林阿姨说，“要是多吃点肉恐怕他会更结实一些。”林阿姨笑着打趣道，“我也不懂这些，全是听人胡说的。不过肉吃多了生他就困难了。”
我只能顺水推舟：“肉和水果都没少吃。”
“你和于伟年纪都不小了，这么晚才要孩子，全是为了事业吧?”
我真不明白她那天为何如此饶舌，如此刨根问底。为了表达我的不满，我说： “林阿姨，以后我作画时最好不要来打扰。”
她愣怔了一下，脸色发灰了，她一边道歉一边抱着芦苇退出画室。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她的那几幅关于女儿的油画作品，那种洋溢着难以割舍的亲情的作品，我便觉得自己过分了，便主动找她说话。
“我推荐你看《红磨坊》吧。”
“《红磨坊》是什么?”她问。
“写克鲁斯·劳特雷克的。他是法国的一位著名画家，下肢畸形，是个侏儒。他生前常常去红磨坊，就是酒吧场所，那里有妓女和舞女。他把舞女简直画绝了。” 我补充道，“他的红色用得极其得体。”
“妓院就该是这种颜色。”她笑笑。
我们之间的短暂隔阂就此消解了。
然而第二次不快竟像流感一样很快袭来。
圣诞节的那天。于伟提前下班回家。他为我、芦苇和林阿姨都带来了礼物。我们不像西方那样有火鸡可吃，就以烧鸡代替。芦苇见我们吃肉也伸出手来要，我怕他消化不良就加以制止。可林阿姨还是撕了一条肉递给他，芦苇将肉吞掉了。因为过节，我不想破坏气氛，便没有说什么。可到了临睡的时候，她又突然向我要芦苇婴儿时的照片：“我想看看他一个月和百天的样子。”
我触电一般立在那里。于伟连忙上前解释道：“这孩子还没有拍过照片，实是因为工作太忙了，顾不上。”
“你们对孩子也太不经心了。”她半是责备半是遗憾地说，“我真想看看他几个月前的样子。”
“过几天是新年了，我一定多给他拍些照片。”于伟笑着应付。
我和于伟垂头丧气地走进卧室。我气急地说要把林阿姨辞了，她太关心保姆以外的事了，而且她有意无意干扰我作画的心态，她还自作主张给芦苇吃鸡肉。于伟则认为我太狭隘，他认为孩子不必太娇气，而且林阿姨要照片看也没什么过错，她并不知道芦苇不是我们亲生的。
“要么就告诉她这个事实。”于伟说。
“不——永远不——”
“你不能生养这并不是你的错。”于伟轻声说，“这不是什么缺陷，把事情说清了，你会很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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