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跪在母亲面前，哽着声音说：娘，我还得走。
母亲就一把抓住了他：铁汉哪，日本人不都投降了吗?
娘，日本是投降了，可现在咱们的队伍又和国民党的军队打起来了。
说到这儿，他担心母亲再说下去，就又磕了一次头：娘，等国民党也投降了，我就回来。
说完，他站了起来。
母亲含了泪说：铁汉，你和小菊……
不再等母亲说下去，他大步走到了门外。他在门口立了一会儿，小菊也走了出来。默然地跟在他的身后。以前，他每次离开家时，小菊都是这样送他一程。
他没再回头，甩了一把脸上的泪，向城里走去。
一路上，他的心都在这种左右为难中煎熬着——一边是彩凤和那几个孩子，一边又是母亲和小菊。直到他走进城里，看到振兴杂货铺，看到铺子前的情景时，他忽然就什么都明白了。
彩凤和孩子们正一溜地站在铺子前。盼妮眼尖，一眼看到了黑暗中走来的杨铁汉，惊呼一声：爸回来了!
盼春、军军和抗生一拥而上，这个拉着他的手，那个扯着他的衣服，军军仰起小脸说：爸，你一走，我们就想你了。
他看到孩子们焦急的表情，心里一下子就透亮了。他知道，他现在离不开这些孩子，孩子们也离不开他，他蹲下身，紧紧地抱着孩子们，干干硬硬地说：爸也想你们。
彩凤看到这一幕时，眼圈微微有些泛红，她冲杨铁汉说了句：走吧，回家吃饭了。
晚饭后，孩子们都睡下了，彩凤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忙着缝补衣服。
他在杂货铺里摸黑转了一圈，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彩凤说。这几天，他想了许多，他知道孩子们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被送出去了，想到孩子们的将来，他就生出了许多心事。想到这儿，他推开了彩凤半掩的房门。
彩凤，我跟你商量个事。
彩凤放下手里的衣服，目光直直地望着他。
我想把几个孩子送到学校去，得让他们读书。孩子们都不小了，可不能错过读书啊。
他一口气地说下去。
彩凤对他的话并不感到惊讶，她一边拿起手里的针线，一边低下头去：这事我也想过，可上学是要用钱的，咱们没有钱。
他蹲在门口，眼睛看着地面：这事我盘算过，小店的收入加上我磨刀挣的钱，如果还不够的话，我再去多找些力气活，加起来也差不多了。
彩凤叹了口气，说：我看还是先让那三个孩子上学吧，抗生等一等再说。
他猛地抬起头，看着彩凤坚定地说：不，抗生一定要去，抗生都八岁了，大河在的话，抗生说不定早就上学了。
说到这儿，他有些哽咽了。
彩凤的眼圈也红了。
他一再坚持地说：抗生一定要去，我答应过大河，要好好待你们娘儿俩。
彩凤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哽着声音说：那就听你的。
第二天，杨铁汉和彩凤就把四个孩子送到县城的国立小学。
抗生和军军已经满八岁，上了一年级。十一二岁的盼妮和盼春以前认识一些字，就一起读了三年级。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盼妮和盼春就领着军军和抗生高高兴兴地上学了。几个孩子都热切地期待着一种新的生活。
杨铁汉目送着孩子们走远，把最后一口稀粥倒进嘴里，便抹把嘴，扛起磨刀的家什往外走。他扭着头，冲屋里的彩凤招呼一声：我出去了。
杨铁汉一离开杂货铺，就扯着嗓门喊：磨剪子嘞，戗菜刀——
他的声音洪亮、饱满，多年的吆喝已经练就了一副好嗓子。以前，磨刀师傅是对他真实身份的一种掩护，此时，他奋力地磨刀，更重要的是为了养家糊口，同时他隐隐地还有一种期待，这样更方便组织能够寻找到他。日本人投降后，他也想过转变一下自己的身份，如果那样的话，组织也许就再也找不到他了。于是，他只能踏踏实实地当着他的磨刀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对磨刀这份职业已经驾轻就熟，可以说是县城里数一数二的磨刀匠了。有许多老主顾，遇到刀子钝时，是一定要把刀留给他来磨的。
孩子们上学了，他和彩凤的压力一下子大了起来。彩凤的杂货铺生意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出入铺子的也多是些周边的邻居，买一些零碎的小东西。一天下来，也挣不上仨瓜两枣的。只靠磨刀来养活自己和几个孩子，对杨铁汉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走街串巷的，很多人也都熟悉了他，谁家有活时他就撂下磨刀的家什，帮着忙活一阵，人家不是给他几个铜板，就是端上一碗糙米。不论人家给什么，他都小心地收下;实在没什么给时，他也不说什么，憨憨地冲人笑笑。
大叔、大婶看着他就说：磨刀的，你跟你媳妇拉扯那么多孩子也真不容易，难为你了。
他不说什么，笑一笑，走到门口说：大叔、大婶，以后有啥活就喊一声。
大叔、大婶就在他身后感叹：这个磨刀匠可真不容易。
累了一天，远远地还没有走到杂货铺，他就一眼看到了站在门口，等着他和孩子们回来的彩凤。
进屋后，他小心地从身上摸出几个铜板和一小袋糙米，交到彩凤手上。彩凤低头看着手里的铜板，说：铁汉，你自己不留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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