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丘氏率义军抗日保台的经历，最欣赏的先贤，本该是辛弃疾，可诗集中经常浮现的，却是陆放翁的影子。选择陆游或辛弃疾作为追怀的目标，可能只是基于诗人的审美趣味，可我还是怀疑，这里隐含着一种难与人言的悲痛。就像陆放翁一样，审时度势的丘逢甲，大概意识到只能寄希望于“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了。而这对于诗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即必须尽快完成“烈士心态”的转换，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标与方向感。否则，只是“新亭空洒泪，故国莽怀人”(《客愁》)，虽然感人，却无济于事。
好在是年秋天，经广东巡抚许仙屏的努力，丘逢甲奉旨“归籍海阳”;隔春，又由潮州知府李士彬聘为韩山书院主讲。这两件事，对于正“漂泊天涯”的丘氏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这一点，从他的《长句赠许仙屏中丞并乞书心太平草庐额，时将归潮州》和《韩山书院新栽小松》，可以看得很清楚。前者称:“天涯沦落苦无着，荷公还我东扬州”;后者则已是踌躇满志:“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阴覆讲堂。”此后，还会有“客愁”，还会有“乡思”，可诗人已经迅速投身到潮嘉地区的教育文化建设中去，并由此获得新生活的意义与乐趣。
与同期内渡的其他人不一样，丘逢甲没有过多的顾影自怜，也不曾努力去谋取一官半职，而是迅速地在“归籍海阳”与“讲学潮州”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心态。从第四年(1898)起，丘氏诗作数量大增，而且对居住地的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算一般意义上的纪游诗，专门歌咏潮州风物的，就有《广济桥》四首、《王姑庵》绝句十六首、《千秋曲》、《凤凰台放歌》、《莲花山吟》以及由二十首五古组成的《说潮》(《岭云海日楼诗钞》收十七首，其余三首见《选外集》)。
以中国地域之辽阔、历史之悠久、文化之丰厚，任何一山一水一城一阙，都可能引发思古之幽情。问题在于，旅游者的“鉴赏”与当地人的“呵护”，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关键在于阅读者的心态，即，对于这些很可能“无关大局”的史事与风物，有无认同感。在“大江日夜东，流尽古今事”的《说潮》中，读者不难感觉到丘逢甲借叙述潮州史事触摸这块神秘土地之脉搏的急迫心情。而在《和平里行》及其序言中，丘氏参与当地文化建设之热切，更是溢于言表。因发现“和平里三字碑，为文丞相书，潮中志乘罕有载者”，丘氏于是引经据典，做了一番考证。所谓“书法厚重奇伟，非公不能作”，这种论证方式，足见其并非训练有素的金石学家。好在丘氏并非专家学者，宣扬“和平里三字碑”的目的，乃“以告后人之凭吊忠节与志潮中金石者”。并非对考据有特殊兴趣的丘先生，竟对潮州的历史文献表现出如此兴趣与热情，这才是我所格外关注的。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2)
1908年，时任广府中学堂监督的丘逢甲，吟诗作赋时，既有“相逢欲洒青衫泪，已割蓬莱十四年”(《席上作》)的悲愤，也有“但解此心安处好，此间原乐未应愁”的悠闲——后者的题目，尤其值得玩味:《归粤十四年矣，爱其风土人物，将长为乡人，诗以志之》。这两种似乎互相矛盾的自我表白，我以为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后人为了突出其因忧国忧民而“凄凄惶惶”，相对忽略了同样必不可少的自我心理调适。东坡居士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常被解读者化简为“随遇而安”。按照丘氏的思路，必须是“爱其风土人物”，方才可能“此心安处”;如此“长为乡人”，也方才可能体会“此间原乐未应愁”。只可惜“归粤十四年”以及“将长为乡人”的说法，稍嫌笼统;大概与其时诗人已在省城广州立足，故不愿将视野局限于潮州有关。在我看来，完成由“客愁”到“心安”的转折，关键在“归籍海阳”以及无数次的“居潮而言潮，稽古为悠然”(《说潮》)。
丘氏对于台湾的怀念——尤其是发为诗文，确实十分动人。可既然内渡，就不应满足于只是“新亭对泣”，必须找到新的生活方向。在这里，能否“心安”，至关重要。不只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而且热爱奉旨归籍的潮州;不只担任《台湾通志》“负责采访乡土故实”的采访师[4]，而且“越俎代庖”为潮人考据起“和平里三字碑”来历;不只撰写《台湾竹枝词》，而且赋诗《说潮》，如此浓厚的“乡土情怀”，与其人生理想融合为一，在晚清的思想文化界颇具特色。
1909年，移居广州的丘逢甲有《题张生所编东莞英雄遗集》之作，将英雄济世的宏大志向与流连风物的乡土情怀合而为一，相当引人注目：
我爱英雄尤爱乡，英雄况并能文章!
手持乡土英雄史，倚剑长歌南斗旁。乡土情怀，古已有之;到了清人，更由于考据技巧及辑佚方法的成熟，延伸为热心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而在辑佚中突出“英雄”之“遗集”，则诗人的乡土情怀，自然是柔中带刚。回过头来拜读丘逢甲关于潮州的诗文，不难发现其基本特征：少“风情”而多“史事”与“人物”。《说潮》等诗，其实也是一种“乡土英雄史”。将“英雄”与“乡土”相提并论，使得丘氏的“爱其风土人物”以及“但解此心安处好，此间原乐未应愁”，不能自动推导出“山水闲适”与“乡间隐逸”，而是明显带有入世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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