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游侠人_陈平原【完结】(9)

　　读佛典，养心性，比起究西学，讲经世来，更需“山水幽胜”之助。

　　今年春天，有幸重游广州，说好这回一定西樵访胜。临出发时，又“有朋自远方来”，实在脱不了身。正懊悔不迭，听刚从西樵归来的朋友称，那里红男绿女，游人如鲫，再也不可能“席芳草，临清流”,“专意养心”了。如此说来，不游也罢，免得破坏我想象中的世外清净地、时有康圣人身影出没的西樵山。

　　1995年7月8日于京西蔚秀园

　　(原刊《读书》1996年3期)注释

　　[1]文章发表后，承中大朋友告知，小礼堂上孙中山的题词并未被取消，只是因重修而暂时遮蔽。因涉及文章思路及立意，牵一发动全身，故不做改动。这里另作补正。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1)

　　——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

　　的意义

　　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　当年游侠人丘逢甲(1864—1912)的一生波澜壮阔，以二十岁作《台湾竹枝词》文名鹊起为起点，大致可分为各有高潮的三个时期：台湾时期的抗日(1883—1895)、潮嘉时期的办学(1895—1906)、广州时期的议政(1906—1912)。政治史家关注的是前后两期，教育史家、思想史家和文学史家则不一样，对中间这十二年的挣扎与崛起更感兴趣。办学与吟诗，本是丘氏两大嗜好，贯穿其一生。但相对而言，潮嘉时期的诗风慷慨苍凉，无愧梁启超“诗界革命一巨子”的期许[1];办学则追求独立自主，超越时贤兴起人才的思考。

　　本文以“归籍海阳”体现的认同危机，以及“辞官办学”隐含的改革思路，作为理解丘逢甲的两个基点，兼及丘氏的诗歌创作与教育实践，突出其“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最后，顺带讨论历来不被重视的岭东之“文”与“学”。

　　一、客居潮州与乡土情怀

　　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唐人杜甫的《登高》，实在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作为传统诗歌意象,“常作客”与“独登台”，其对应的，可以是“宦游”、“迁徙”，也可以是“乱离”。而“登高”者的身份与处境不同，决定了同是“悲秋”，感觉大不一样。晚清国势衰微，士大夫本多“悲秋”之叹;因抗日保台失败而内渡，又正值初秋时节，触景生情，不难体会丘逢甲的悲愤与忧伤。

　　《岭云海日楼诗钞》从离台内渡编起[2]，头三首《江秋意》、《潮州舟次》、《舟入梅州境》充斥传统诗歌意象:“离思”、“去国”、“西风”、“秋江”、“愁痕”、“天涯”。而读者一旦了解其被迫内渡身份，当更能欣赏第四首的标题:《客愁》。

　　归乡第一年(1895年)，诗人不时“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四山风紧湿云流，落叶声中客倚楼”(《重阳前数日风雨忽集，慨然有悲秋之意》);“鼎鼎年华去若流，天涯倦客怯登楼”(《倦客》);“消尽年光是客愁，倚阑斜日下山楼”(《岁暮作》)，由“登楼”而“悲秋”，似乎与传统文人身处逆境时的慷慨悲歌没有多少差异。

　　到了第二年(1896年)，情况略有变化，由一般意义上的“悲秋”，转为隐含着文化认同危机的“客愁”:“庵圮楼荒客独游”(《铁汉楼怀古》)、“萧瑟天涯客思深”(《客邸晚怀》)、“琴剑萧然尚客游”(《去岁秋初抵江，今仍客游至此，思之怃然》)、“鲍姑祠畔客登临”(《 鲍姑祠》)、“客愁竟夕怜江月”(《秋怀》)。在梅州、在镇平、在潮州、在汕头，举目四望，全都是“客独游”，诗人似乎心理上没有任何归属感。这里的“客愁”，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有明确的指向。

　　是年初夏，好友谢颂臣重返台湾，丘逢甲先后作《送颂臣之台湾》、《古别离行，送颂臣》和《重送颂臣》等篇什送行，除了表白与立志，主要是有家归不得的感慨:“故乡成异域，归客作行人”;“华夷忽易地，何处为乡国?”如此认同(“王气中原在，英雄识所归”)，如此乡思(“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如此志向(“百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如此局势(“何期汉公卿，师古多让德;忽行割地议，志士气为塞”)，使得丘氏只能选择永远的“客游”。这无疑是个“艰难的选择”，可倘若坚持自己的理想，则此举几无回旋余地。因此，当诗人歌吟“客独游”时，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与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之“纪游诗”大异其趣。

　　抗日战争时期漂泊大西南的史家陈寅恪，有两句曾广泛流传的诗，道尽当年中国读书人的苦闷:“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湖即景》)陈先生的“预言”虽然落空，可所思“南渡”的“往事”，确无当世“北归”的先例。丘逢甲并非专门学者，可正如丘菽园说的,“家仙根工部熟于史事，其为诗也喜胪史”[3]，不可能对“南渡”的“往事”没有任何感应。实际上，内渡头几年，丘的感怀诗中常见“南渡”意象，如“南渡衣冠尊旧族”(《还山书感》)、“渡江早虑胡分晋”(《秋怀》)、“渡江文士成伧父”(《答台中友人》)、“北望胡尘泪满衣”、“衣冠南渡避胡来”(《东山感春诗，次己亥感秋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