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先是按空间分为沿海文化与腹地文化，后更借用史坚雅(GWSkinner)的区域系统理论，将19世纪的中国定义为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与云贵等九大区域[39]。除了柯文书中介绍的诸多英文著作，90年代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并出版的系列著作《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基本上也是采取这一理论假设。在此论述框架中，远离朝廷的广东南海、浙江绍兴、安徽桐城等，均成了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研究课题[40]，因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此前的若干宏大叙事。
同样道理，晚清潮嘉地区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以及作为大诗人兼社会活动家的黄遵宪、丘逢甲等，也应该有较大的研究价值。虽然学界日渐注重区域文化研究，但通常都是将行政区域与文化传统混而为一，以“岭南文化”来涵盖整个广东的历史文化。而实际上，地处“岭东”的潮嘉地区，无论方言、习俗、历史、文化乃至学术资源，均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41]。这一点，常被立足区域而放眼全国的学者们所忽略。举远近不同的两个例子，说明潮嘉地区的历史文化特征，是如何被不恰当地“抹杀”的。1916年严复写信给弟子熊纯如，称“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42]——熟悉晚清史事者，当不难明白这里所说的“粤人”，基本上限于珠江三角洲。1997年青年学者杨念群出版《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论及湖湘、江浙和岭南三大区域及其知识群体的互动，其中使用不少有关潮州的史料，可所概括的“岭南文化”特征——“神秘主义”、“浪漫奇情”和“狂放气魄”[43]，又明显与潮嘉地区的乡风民俗以及士绅学识格格不入。学界关于“岭南文化”的众多论述，并非毫无道理;我想指出的是，以世人所理解和阐述的“岭南文化”，来解释文化上“另有渊源”的潮嘉地区，显得力不从心。
晚清广东出人才，珠江三角洲的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文学界的吴趼人、苏曼殊等，擅长“放眼世界”，且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而“僻陋”的岭东，也出了两个大人物，不过不以政论或小说见长，而是以诗歌著称于世，那便是黄遵宪与丘逢甲。这两位来往密切，多有诗歌唱和的老乡，恰好都对乡土有浓厚的兴趣，都颇有地方自治的愿望，都倾向于改良而不是革命，都与日本(而不是欧美)因缘较深，都坚持以普及教育与文化建设为本。这一点，显然与康有为、孙中山所选择的改革策略不尽相同。这到底是偶然的个人的因素呢，还是带有某种地域文化特征，一时恐怕很难遽下结论。
对于丘逢甲与岭东文化的关系，这里之所以只限于提出问题，原因是学界对近代以来的岭东到底有无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至今仍心中无数。假如通过缜密精细的个案研究，证明真的存在值得努力发掘、认知并阐扬的“岭东文化”，将可以调整学界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解释。而本文之讨论丘逢甲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相结合的思路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只不过是为此类更为厚实闳通的研究“提起话头”。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7)
2000年1月5日初稿，1月26日改定于西三旗
(原刊《潮学研究》第八辑，花城出版社，2000年7月)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2]本文所引丘逢甲诗，只注篇名者，均出自《岭云海日楼诗钞》，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3]丘菽园:《挥麈拾遗》，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79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
[4]转引自徐博东等《丘逢甲传》45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年。
[5]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80—481页。
[6]参见《岭云海日楼诗钞》66页的原编者注。
[7]参见饶宗颐《潮民移台小史》,《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8]《岭东同文学堂开办章程》，见《丘逢甲文集》304页。
[9]丘琮:《岵怀录》，见《岭云海日楼诗钞》506页。
[10]参见夏晓虹提交给“丘逢甲国际研讨会”(汕头大学，2000年1月)的论文《心关国粹谋兴学——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开》。
[11]此联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54页。
[12]参见《题岳忠武王书前后出师表石刻》自注和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载《岭云海日楼诗钞》301页、480页。
[13]如吴宏聪等主编的《丘逢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便有多篇文章谈及。
[14]丘琮:《岵怀录》，见《岭云海日楼诗钞》504—505页。
[15]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66—467页。
[16]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69页。
[17]丘瑞甲为《岭云海日楼诗钞》所作跋，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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