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功名如脱屣，意气本凌云”吗(《怀陈君》)，为何还有那么多牢骚?“壹意学术”确实是兴趣所在，只是天下未必真太平，书生难得尽兴。文人喜欢哭穷，自古皆然。可读读《章炳麟论学集》中关于黄氏谋职的诸多说法，不难明白本就脾气大的季刚先生何以有那么多不满。“绝学真无累，多文亦自煎”(《在河南寄刘生》),“文采知相累，风尘愧独全”(《遣兴》)，以及“文章供覆酱，时世值烧书”(《戏题〈文心雕龙札记〉尾》)等，季刚先生此类诗句甚多。
但是，最让我感觉惊心动魄的，却是其《效庾子山咏怀》中一联:“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
好在转入学界的季刚先生，并没有完全忘记“当年游侠人”的风采与意气。最明显的，便是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所记的“俾倪(睥睨)调笑，行止不甚就绳墨”，以及汪东《蕲春黄君墓表》所称“常被酒议论风发，评骘当世士，无称意者”。
当事者或许不喜欢其桀骜不驯，世人则乐于传播其“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之类的韵事。听多了此类轶闻，黄侃先生到底生活在魏晋还是民初，似乎都成了问题。此语并非故弄玄虚。季刚先生之心仪魏晋，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就连太炎先生，也不时将得意门生与晋人相比拟，甚至认定其人该入《世说新语》。
《当年游侠人》 第四部分“当年游侠人”(2)
1909年，章太炎为黄侃《梦谒母坟图题记》书后，对黄氏性情及学问有相当精妙的描述：蕲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喜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颇好大乘，而性少绳检，故尤乐道庄周。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丧有至性，一恸失血数升。侃之念母，若与阮公同符焉。所谓“少绳检”而又“有至性”，确是黄侃的最佳画像;至于比诸阮籍，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黄氏流传甚广的诸多奇谈怪论以及乖僻举措，于此角度解读，很容易领悟。
1934年，即黄侃去世前一年，章太炎又为其撰写《量守庐记》，称此庐之命名取自陶渊明诗义。陶氏《咏贫士》诗云:“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生于衰世之黄季刚，不愿附和“末学奇邪之论”,“不欲以此乱真诬善”，于是，也就只好步武靖节“量力守故辙”了。黄侃接读此记,“欢庆感激，殆不可任”，当即上书答谢，表示“谨当寻绎宝训，勉之毕生，不坠师法，以酬恩造”。从阮籍到陶潜，章氏始终以晋人比拟黄侃，此举大有深意在。实际上，黄氏确实也以魏晋风流自诩。
晋人之受赏识，很大程度因其名士风流，玄远洒脱。这一点，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非常精彩的描述。此外，我还想谈谈晋人对于“任侠”的兴趣。表面上一文一武，风马牛不相及;可史书上诸多关于名士的描述，如“倜傥放荡”,“旷迈不群”等，也都适应于游侠。同样思想通脱，同样意气纵横，魏晋文人之歌咏游侠，并非不可思议。
嵇康、阮籍、陶渊明，大概是最常被后人所追忆的魏晋文人。并非一味服食养生，也并非只是采菊东篱，洒脱中有所执著，一个明显的例证，便是喜欢谈论不太轻松的游侠。嵇康固然有“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的游仙之思(《游仙诗》)，但也有“豫让匿梁侧，聂政变其形”的游侠之咏(《答二郭》)。《文心雕龙·体性》称:“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此等为人之“倜傥”与“俊侠”，落实在诗中，便是常被提及的“师心”与“使气”。读读阮籍《咏怀》中“壮士何慷慨”及“少年学击刺”诸篇，不难明白《晋书·阮籍传》所言不虚:“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阮籍，确实“本有济世志”。
不只时时“师心”“使气”的嵇、阮并非真正的隐士，就连醉卧菊丛、历来以淡泊超然真率玄远著称的陶渊明，也有不太平淡的时候。比如,《杂诗》之“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拟古》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读山海经》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及《咏荆轲》的“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在在体现其“非直狷介，实有志天下者”(顾炎武《菰中随笔》)。
古往今来,“有志天下者”多矣，不足以作为评判文人学士的标准。尤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时的放言高论，与老来之回首平生，很可能形成极大的反差。以少年时之高谈游侠，来论证其人之慷慨悲歌，或者勇于拯世济难，其实是相当冒险的。季刚先生对此有充分的自觉。其《阮籍咏怀诗补注》中，对“危冠切浮云”一首的补注是:“远游负俗，阮公所以见嫉于礼法之士，殆以此与?”至于“少年学击刺”一首的补注，更有意思，恰好与早年的《释侠》形成鲜明对照：少年任侠，有轻死之心。及至临军旅、闻金鼓，而悔恨立生，则知怀生恶死，有生之所大期。客气虚骄，焉足恃乎?!这一注解，自然是基本扣紧阮籍诗句，可也包含个人感慨。其实，晋人之提及游侠，也大都是采用追忆的口吻。有所反省，有所追悔，但更多的是感慨光阴流逝，以及“任侠”志气与心境之不可复得。少年游侠，与中年游宦、老年游仙一起，共同构成中国人理想的人生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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