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滩上的五百六十二枚贝壳
——《妞妞》新版自序
一
四月即将来临，空气里飘荡着春天的气息。妞妞出生在十年前的四月。这个时候，我无法拒绝这样一个建议：给《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出版一个插图珍藏本。
在我一生中，我从未觉得岁月像最近十年这样倏忽易逝。我还是我，但生活的场景已经完全改变，和妞妞一起度过的五百六十二个日日夜夜被无情地推向远方，宛如被潮汐推到海滩上的五百六十二枚贝壳，那海滩绵亘在死寂的月光下，无人能够到达。我知道，所有的贝壳已经不再属于我，我不可能把其中的任何一枚拾起来握在手里。当我自己偶尔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仍然会流泪，但泪水仿佛是在为轮回转世前的另一个我而流了。上帝啊，你让人老，让人死，你怎么能不让人麻木!人的麻木是怎样地无奈，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留住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我们只能把它转换成所谓文本，用文本来证明我们曾经拥有，同时也证明我们已经永远失去。
既然文本是唯一能够持久的存在，我何必要拒绝给它一个隆重的形式呢?
二
其实，作为文本的《妞妞》从来就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我的意思是说，它真正讲述的不是一个小家庭的隐私，而是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曾经不太自信，在某些责难面前感到过惶惑，是来自读者的声音给了我一个坚定的认识，从而也给了我坦然。
请允许我从偶然读到的报刊评论中摘引一些话——
“我觉得，周国平为他女儿著这部书是他为捍卫生命的尊严以笔为刀与死亡所做的一场肉搏战。”(朱海军，《今晚报》1997年4月11日)
“当我买下了那本摆在书架上的《妞妞》，读完了周国平满纸的冷峻和温柔，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都是妞妞。”(柳松，《南昌晚报》1997年7月17日)
“《妞妞》是为除周国平之外的另一个或其他许多的寂寞而写的。周国平大概永远不会知道，陪着他的寂寞坐着的，另外还有很多寂寞。”(黄集伟，《齐鲁晚报》1997年8月23日)
“作为妞妞的生父，周国平有着许多难以超越的亲子之情，所以他不可能奢谈意义。而作为没有过妞妞的我们，又无从超越。但我们渴望超越，渴望通过意义引渡我们。这才是我们的痛点……”(陈荷，《文艺报》1997年8月30日)
这些话所表达的当然不是对一个私人不幸事件的同情，而是对人的一种存在境况的共感。我默默感谢这些评论的作者，他们的理解使我相信了《妞妞》的意义不限于妞妞。
三
也是从报刊上知道，《妞妞》作为一个文本，还有另外的解读方式，我且在这里一并录下备案。
首先传递有关信息的是王一方先生，他在主持一次书面座谈时提到：《妞妞》一书“被美国医学人文学专家奉为当代中国人文医学的启蒙之作”。(《中国文化报》1998年10月1日)后来，听说又有一些报刊报道了类似消息，但我没有读到。直到前不久，读到了一则稍微详细一点的报道，其中说：“在美国，有两所著名的医学院——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已将《妞妞》一书作为案例编进了讲义，讲义科目为医学伦理学。所以在美国，《妞妞》被称为‘中国医学人文学的重要作品’。如此判断理由充分：《妞妞》不仅仅是一个作者亲历的悲情故事，而且它还展现出一个鲜活的病人世界。”(《北京晚报》2000年1月10日)紧接着另一则呼吁“医学需要人文关怀”的报道也认为，《妞妞》一书“给中国公众提供了一个反省现代医学观念与制度的生动案例”。(《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2日)
我没有对上述消息进行核实。我自己明白，我的书当不起相关的评价。不过，如果它真能推动人们反省今日医学的非人道状况，我当然觉得是好事。
四
在中国大陆，《妞妞》一书出过两种版本，一种是收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的《周国平文集》第5卷中的本子，另一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单行本。后者在出版时被做了少许删节，现在的这个版本悉数予以复原，因而是第一个完整的单行本。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没有书商的炒作，没有媒体的吆喝，《妞妞》自己走进了读者中间——1998年的一天，我意外地获悉，它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来自全国的千百封读者来信;早出的两种版本，3年累计印数已达9万5千册。当然，还有盗版。《中国图书商报》1998年1月16日报道：“保守的估计，《妞妞》一书的盗版数至少在20万以上。”有一个时期，我自己目睹盗版本遍布北京的书摊。直到现在，各地仍不断有新的盗版本流向市场。我之所以愿意出版这个新版本，也是希望它的发行能对盗版起一定的抑制作用。
我听到过一个很个别也很刺耳的声音，但我不想复述。大江健三郎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结识类似的心灵，否则他也会被讥讽为依靠儿子的残疾赚取了诺贝尔奖金。
五
最后我要告诉读者，现在我又有了一个女儿，和妞妞一样可爱，但拥有妞妞所没有的健康。当然，我非常爱她，丝毫不亚于当初爱妞妞。我甚至要说，现在她占据了我的全部父爱，因为在此时此刻，她就是我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孩子，就像那时候妞妞是唯一的和一切的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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