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散文精粹:安静_周国平【完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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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例子十分典型,很能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倾向。究其原因,只能从我们重实用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去找。由于重实用,所以一接触西方哲学,就急于从里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首先把人家的理论弄清楚。中国人是很少有纯粹的理论兴趣的,对于任何理论,都是看它能否尽快派上用场而决定取舍。在世纪初的这班人里,严复算是好的,他毕竟读了一些西方原著,其他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辈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只看日本人的第二手材料),然后信口开河(将听来的个别词句随意发挥,与佛学、中国哲学、西方其他哲学片断熔于一炉),为我所用。也由于重实用,所以对于西方哲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涉及形而上学和精神关切的内容,就读不懂也接受不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般没有精神价值的地位。无论什么精神价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识、科学、宗教、真、善、美、爱情等等,非要找出它们的实用价值,非要把它们归结为实用价值不可,否则就不承认它们是价值。

  我不否认,中国有一些思想家对于人的精神问题也相当重视,例如严复提出要增进“民德”,梁启超鼓吹要培育“新民”,鲁迅更是孜孜不倦地呼吁要改造“国民性”。但是,第一,在他们那里,个人不是被看做个人,而是被看做“国民”,个人精神素质之受到重视只因为它是造成民族和国家素质的材料。第二,他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往往集中于甚至局限于道德,而关注道德的出发点仍是社会的改造。因此,在我看来,其基本思路仍不脱社会功利,个人精神的独立价值始终落在视野外面。

  三、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一个例外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正因为此,他不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而是一个不幸的例外,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外,而是一个失败的例外。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

  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两年前,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种的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种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本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唯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些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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