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如此,知识分子的心态受到政治权力干预的强扭而变成畸形。象“焚书坑儒”不仅从政治实践上开了行政干预学术、权力裁决认识的先例,更重要的是灭杀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古代中国除了这段学术辉煌期外,从未出现过另外一种类似的文化局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文化律令,它比“焚书坑儒”高明了许多,也比其他强制手段更有效应。由于“学而优则仕”,封建官僚的绝大部分是读书人,官僚队伍的文化构成在当时整个社会中是最高的。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富于理性。
专制权力象庞大和黑暗的魔影,笼罩着古代中国的整体结构,笼罩着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从历史反思、文化反思和自我反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三点:
一是,中国没有制约机构。皇权思想从一开始就处于颠峰状态,它主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并统摄着中国民权思想的各个形态。这样,制约力量始终没有形成,就是异己力量也是很微弱的。制约的消失,就意味着专制的强盛。中国从没有强大的制约机构,当然专制权力就处于膨胀乃至恶性的发展中。
二是,中国的进谏没有巨大的民主精神。由于中国民主思想只是进谏那种意识,而这些还局限于上层社会以及皇帝周围。因此不能形成民主思潮,更不会造成民主运动。
三是中国至今还没有权力文明这种新观念。权力之所以被君主所摄取,关键一点,就是没有权力文明意识,权力已经作为君主的私有财产,一方面是世袭的,另一方面是天赋,其他人没有享有的资格。更不会让它放在文明的尺度上,这样,权力文明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文明文化的产物,而中国始终把它视为少有的镇摄的象征。
为什么在投机政治反倒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快地发财致富呢?我们认为是由政治权力在古代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权力”,在社会学及政治学中最普遍的定义,是指一个人根据其意愿而对他人的行为加以控制或者决定的能力。在中国古代,正是这种权力,常常是无所不在的。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官僚们还有什么事情不归他管呢?
权力这个东西很奇怪,它虽然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但在君主集权制的条件下,却可以支配人们生理需求的物质资料。在这里,权力实际上可以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挂起钩来。只要有了权,土地、财富、一切东西都可以源源而来。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就是:政治权力在当时是比任何有形的东西更值得追求的无价宝。如果一个人能够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成了皇帝君主,便可以把全国的行政、立法、司法、赏罚以至生杀各种大权集于一身。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而正是由于政治权力所占据的这种突出位置,以至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土地运动、社会分配、阶级构成、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兴衰等等,实际上都与权力发生了密切地关系。所以考察中国古代历史,不可不留意于政治权力在古代社会中的这种特殊位置和作用。
秦始皇取得胜利以后,把中央集权制度推向全国,使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第一次被置于一个政权(实际上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中国古代这种权力至上的专制制度就是于此时趋向定型的。虽然残暴的秦朝只存在了十年,但以后的王朝在政体上仍然继承了秦的制度,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传统。
我国阶级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血缘宗族是父权家长制的。在这种父权宗族内,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手中,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在家中拥有地位的家长制,是家中的主宰,家族中的所有人口,都处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就家族内部的一般成员而言,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的权利,其个性完全被淹没于血缘宗族之中,个人只是个小细胞,对其外部权利要由家长来代表。因而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
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从来就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中国古代家庭关系的核心原则所强调的是“孝悌”。它不是维护家内每一成员的民主权力和人人平等,而是强调父家长对家内其他成员的绝对权力,以及他们对家长的绝对服从。中国古代国家所以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恰恰与上古国家残存的父家长制血缘宗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单如此,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社会出现的“家天下”,即封建皇帝把自己当作封建国家的大家长,国家成了皇帝及其一家一姓的私有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根源于这种父权与君权的结合。
军事争夺是古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产生过程中的又一重要因素,军事一直是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的形成,王朝的建立,往往都伴随着不同部族间的战争、掠夺以及征服的过程。
当时财富主要是靠军事行动获取,而对于已经处于统治之下的人民的剥削与掠夺,也需要靠军队来保证。所以,军事首长的权力特别容易转化为君主专制下的王权,而由军事争夺中产生的国家也就特别容易成为君主专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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