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一直充满着军事争夺、武力兼并的事实。不仅仅是在国家的形成的初期，以后的每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几乎都是靠刀剑砍杀出来的。不容否认，政权由军权派生这一事实，对强化君主专制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君主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绝对的权力，这可以算是这种国家结构的一个特点。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古代中国这样，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政治权力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的巨大威力。每一个人的谋生手段、人生道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享受等等，封建政府都极力施加干预。道德原则、社会舆论、最后裁判权，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君主手中，决定着对于人们是非功过的评判和祸福荣辱的予夺。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就说，人生有三大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但实际上，最根本的还是掌握权力。
由于在政治支配形态下，政治途径比经济途径更能使人获得大的利益，于是人们扩充财富也就主要不是进行经济投资，而是进行政治投资。一是政治冒险，政治投机，这是非常情况下政治投资的常见形式。各种政局和政治转折关头的见风使舵，常常使一些人飞黄腾达。二是读书——入仕，这是通常情况下政治投资的最佳方式。读书做官，一本万利，这是封建时代人们通过大量观察，对政治支配形态下权力是最大的牟利手段，权可通神的这一社会现实的总结。三是如果没有本领取得功名，只要家中有钱，可以买官，这是封建国家专门为这类人开辟的一条政治投资之路。四是攀附权势，连接官府。
在中国古代，“官”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而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政治身份地位的等级系统了。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运动不全是以阶级的形式出现，而常常是以等级的形式运动着。这正是政治权力在古代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影响所在。
在古代中国社会，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权”与“利”两者相比，“权”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权力比财富更受人们的青睐。就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而言，那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并不象后代的资产阶级那样，因为有了“钱”，进而有了“权”;相反，当时倒往往是先有了权，进而凭借政治权力获得大量财富。在这里，财富的多寡是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的，谁的权越大，谁能得到的利就越多。“升官发财”、“争权夺利”这类口头禅反而能比许多理论的概括更准确、更直接地揭示权与利以及富与贵在古代社会中的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权力掌握在全国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以及听命于他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手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除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皇帝之外，一切大小官吏几乎都可以凭借权力和政治地位而得利。在古代中国，只要当了官，有了权，财富可以不期而至，仕途是获取资财的最主要途径。
官僚与世袭的皇帝有所不同，他们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一个官僚即可以平步青云，也可能一落千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掌握的权力永远不丢掉。这种流动性又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进而致富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能性。
国家应与人民同义——一切公共权力来自国民意志;国民意志是一切合法性的根源。
如果制度不能够约束权力，教育不能够抚育良知，法律不能够保障自由，文化不能够培植创造力，那么，就意味着一个社会从它的未来中抹去了两个字：希望。
国家机器的运行与企业的运行完全是两回事，政治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在很多状态下是矛盾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处理问题的一种精神，就是一旦下了决心就别犹豫。人不是机器，人是需要有许多空间的，也需要有许多规矩，讲究平衡与人情才是有特色的真正文明。
国家权力之“手”应该如何干预市场
宪政包含了两个很重要的理念：一方面要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按照这一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权力必须回答下列问题——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在经济生活中，国家权力这只“手”和市场这只“手”应该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各自具有何种地位和作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应当遵循四项宪政原则。
第一，政府不能实施行政控制、行政垄断。国家权力应该退出企业经营，即政企分开。现在需要政府权力与国有资本的代表者分离，也就是政资分开。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合理介定政府职责范围。
第二，国家权力不能随意限制私有财产。除了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以外，不能用公权力来限制和剥夺私人财产权。
第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经营行为，市场经济主体都可以从事。
第四，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除了法律明确规定，或者需要经过特别审批程序的，国家权力不能任意限制营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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