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_净素道人【完结】(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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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一直充满着军事争夺、武力兼并的事实。不仅仅是在国家的形成的初期,以后的每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几乎都是靠刀剑砍杀出来的。不容否认,政权由军权派生这一事实,对强化君主专制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君主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绝对的权力,这可以算是这种国家结构的一个特点。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古代中国这样,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政治权力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的巨大威力。每一个人的谋生手段、人生道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享受等等,封建政府都极力施加干预。道德原则、社会舆论、最后裁判权,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君主手中,决定着对于人们是非功过的评判和祸福荣辱的予夺。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就说,人生有三大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但实际上,最根本的还是掌握权力。

  由于在政治支配形态下,政治途径比经济途径更能使人获得大的利益,于是人们扩充财富也就主要不是进行经济投资,而是进行政治投资。一是政治冒险,政治投机,这是非常情况下政治投资的常见形式。各种政局和政治转折关头的见风使舵,常常使一些人飞黄腾达。二是读书——入仕,这是通常情况下政治投资的最佳方式。读书做官,一本万利,这是封建时代人们通过大量观察,对政治支配形态下权力是最大的牟利手段,权可通神的这一社会现实的总结。三是如果没有本领取得功名,只要家中有钱,可以买官,这是封建国家专门为这类人开辟的一条政治投资之路。四是攀附权势,连接官府。

  在中国古代,“官”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而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政治身份地位的等级系统了。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运动不全是以阶级的形式出现,而常常是以等级的形式运动着。这正是政治权力在古代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影响所在。

  在古代中国社会,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权”与“利”两者相比,“权”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权力比财富更受人们的青睐。就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而言,那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并不象后代的资产阶级那样,因为有了“钱”,进而有了“权”;相反,当时倒往往是先有了权,进而凭借政治权力获得大量财富。在这里,财富的多寡是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的,谁的权越大,谁能得到的利就越多。“升官发财”、“争权夺利”这类口头禅反而能比许多理论的概括更准确、更直接地揭示权与利以及富与贵在古代社会中的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权力掌握在全国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以及听命于他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手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除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皇帝之外,一切大小官吏几乎都可以凭借权力和政治地位而得利。在古代中国,只要当了官,有了权,财富可以不期而至,仕途是获取资财的最主要途径。

  官僚与世袭的皇帝有所不同,他们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一个官僚即可以平步青云,也可能一落千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掌握的权力永远不丢掉。这种流动性又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进而致富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能性。

  国家应与人民同义——一切公共权力来自国民意志;国民意志是一切合法性的根源。

  如果制度不能够约束权力,教育不能够抚育良知,法律不能够保障自由,文化不能够培植创造力,那么,就意味着一个社会从它的未来中抹去了两个字:希望。

  国家机器的运行与企业的运行完全是两回事,政治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在很多状态下是矛盾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处理问题的一种精神,就是一旦下了决心就别犹豫。人不是机器,人是需要有许多空间的,也需要有许多规矩,讲究平衡与人情才是有特色的真正文明。

  国家权力之“手”应该如何干预市场

  宪政包含了两个很重要的理念:一方面要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按照这一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权力必须回答下列问题——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在经济生活中,国家权力这只“手”和市场这只“手”应该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各自具有何种地位和作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应当遵循四项宪政原则。

  第一,政府不能实施行政控制、行政垄断。国家权力应该退出企业经营,即政企分开。现在需要政府权力与国有资本的代表者分离,也就是政资分开。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合理介定政府职责范围。

  第二,国家权力不能随意限制私有财产。除了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以外,不能用公权力来限制和剥夺私人财产权。

  第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经营行为,市场经济主体都可以从事。

  第四,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除了法律明确规定,或者需要经过特别审批程序的,国家权力不能任意限制营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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