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介休县这位县令并不是清官，他是个老奸巨滑的官吏，很懂得官场的潜规则，也认真遵守这些规则。上司让他摊派他就摊派，上级部门索取好处他就送上好处，并没有抗拒的意图。但是上司却有不守规矩的。才引起他的告状。
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也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上司在实利和面子上都双丰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他知道怎样做东道主，人家不让他遵循东道主的规矩就不安心，可见这规矩已经深入人心。
在官场中，违背潜规则的现象并不多见。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的某一方要擅自涨价或者压价。这不是小事，简直就是抢劫钱财。除非双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发生显著变化，潜规则是不能随便修改违背的。利害格局已经相当稳定，双方都认识到，遵守这套规矩对自己最有利。这好比交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不成交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既然是交易，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要害人家，对无力反抗的老百姓可以，在官场上则难免遭到报复。
一般来说，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外官有大笔的养廉银子，其数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较多。可是京官对外官的升迁和任命又有比较大的影响，“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谁都知道。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机制：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钦差费”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或者“瓜敬”和冬天送的“炭敬”，向领导的秘书或跟班送的叫“门敬”或“跟敬”。(现在则宽泛且模糊地称为“不正之风”，全然不顾其规则性的作用。)。“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官的肥瘦。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中秋节送礼在现代已经被发扬光大，出现了许多超豪华包装的天价月饼，甚至还有金月饼、银月饼、钛金月饼和几十万的带一套房子的月饼。以至于要国家发改委等政府四部门联合发文来干预和制止。其中的行贿目的昭然若揭。]
据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1846年大名鼎鼎的林则徐也和大家一样收陋规。如此高洁的操守并没有排斥陋规——着进一步证明了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是多么宽广。
就如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有利润平均化的趋势一样，在竞争声望、关系、安全和人缘的官场上，似乎也存在一种官场利益平均化的趋势。因为官场利益是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能力流动的，如果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谁都有一点，就会呈现利益均沾的局面，不过这种能力的分布并不那么平均。从平均的方面说，每个在官场上有影响的官员都有理由认为：我们并没有说你的坏话，我们有能力害你却没有害你，难道你就不能出点血，让动机也沾点光?从不平均的方面说，京官、将军、上司之类的官员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应该多分。这种能力的强度象水波一样呈环状递减，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递减。“三节两寿”、“别敬”、“冰敬”、“炭敬”、以及请客吃饭等等，都是在此规则下支配的官场利益分配机制。
现在领导干部出差收受的红包在清朝叫“程仪”(“程仪”是明清流行的礼节或陋规的一种，即以路费的名义送上的礼物或贿赂。);请官吏办事送的红包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或者“瓜敬”和冬天送的“炭敬”，向领导的秘书或跟班送的叫“门敬”或“跟敬”。(现在则宽泛且模糊地称为“不正之风”，全然不顾其规则性的作用。)。“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官的肥瘦。
送这些东西有两个目的：一是联络感情，说明白点就是为了升官。如今官员的升迁和明清官场是一样的，仍然取决于与上级的关系，层层递升上去，每一层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争当“接班人”的技巧，而整个过程都象明清一样没有老百姓插手的份;二是争取资金项目。与上级领导和部门联络的利益如此巨大，送红包便势在必行了。有了这种根基，没有名词可以发明名词，没有经验可以摸索经验，没有传统可以创造传统。
上级官员到下面视察，遵循潜规则，县里照例要掏钱意思意思。如果财政紧张，就要找私家摊派，但是他们不说“摊派”，而说“帮贴公费”。用现在的表达方式，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就是乱摊派吗?但仔细品品人家的措词：“帮贴公费”——行为的主动发出者一举从索取者变成了掏钱方。在“公”字面前，人家“自愿”，就不能叫摊派了。
外官留别敬，早已成为官场不成文的规矩，外官、京官也已经形成思维定势。在官场，由“热”而“凉”，就是送礼没有达到期望的目的，希望变成失望。
“ 别敬”具有礼物与贿赂两重性格，它是礼仪式的贿赂，又是贿赂式的礼仪，礼仪与贿赂合一，既降低了礼仪的意义，又抬高了贿赂的身价，雅典别致的名字，遮盖了几多丑恶。
52书库推荐浏览： 净素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