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经济学家把中国的拜年队伍分成两支：第一支基本由各级官员组成，，他们下乡、下工厂慰问职工和群众;第二支既有基层官员、职能部门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也有纯粹的经商者，他们专门跑领导机关，跑垄断行业的决策机关。
给上级部门和领导送礼是个很大的学问;因为你送轻了，人家会觉得你没有诚意;送重了，又容易给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出奇出新就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直接把礼物和钱拿到领导家，领导不一定敢收，这里的变通之法，就是通过组织碗麻将来送现金。
不仅是国家机关和中国的企业送礼成风，许多外国企业在年关来临之时，也入乡随俗，对各个相关部门进行礼品攻势。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一个送礼产业链。而作为源头的产商，在中国的几个重要传统节日，都会产生出一些充满噱头、价格远远高于价值的产品。
从宏观上讲，“送礼经济”的出现，带来了三大颠覆：
一是对社会良性供求关系的颠覆。在这个购买链中间，出现了隐性交易的成交量大于显性交易的情况。一次送礼，显性的交易货物是一盒藏着金表、手机的月饼，或者是一块镶着戒指的年糕;而隐性的交易物，却往往在这些之外，可能是一个职位、一份合同，甚至简单说，可以是目前官场上的任何东西，甚至只是上级的好印象。
二是“送礼经济”的出现，更是对整个社会人际关系和道德基础的颠覆。“送礼经济”的核心，就在于采取了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方式，模糊化地处理原来的行贿、受贿以及道德低下的问题，让它们变得貌似合法。
三是“送礼经济”的出现，是对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颠覆。这种“送礼经济”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多少礼品从前门送入，又完好无暇地从后门卖出。而失去了隐性价值之后，礼品就变得毫不值钱，在这些礼品上附加的各种价值，也随之流失了。
据报道：四川犍为县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受贿案表明，在权力阶层内部的人际交往中，“送礼”成风，金钱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符号，并不一定每一次送出都有直接的诉求，而只是一种礼尚往来。下级部门行贿上级领导成为公开的秘密，包括日常的行贿和解决临时的特别要求。田玉飞的律师提醒人们注意：行贿是一种官场文化。他的被“双规”意味着一条行贿链的局部断裂，立即引起官场震荡。
“如何”送一件礼物，比送“什么”礼物更重要。
礼物本身并不重要，哪个领导在乎你这点东西?重要的是形式。
送礼的奥秘在于给收礼的人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
小礼要大，大礼要小。
送礼不等于腐败，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但腐败肯定包括送礼，这也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当今社会，当领导的最大难处就是无法抗拒别人的送礼。你要拒绝了人家的好意，你就拒绝了工作，拒绝了关系，拒绝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拒绝了别人的礼物，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和和谐，伤害的是人家的面子，损失的是自己的利益。
在今天的官场上，收或不收钱，并不简单的是一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送钱的人没事，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你反潮流，你是个异类。你不收就是见外了，就不够朋友，就不是自己人。你廉政，就说明你不是咱们一伙的，在政治舞台上，你就得出局。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一个具体人的问题，而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了。
现在送礼的人一般是不见面的，免得让主人和客人都尴尬，这是官场上的游戏规则，是必须遵守的，谁不遵守可能就要招来麻烦。
官场上的行贿、受贿，就象传染病，很难治。
一个人只有在离开领导岗位以后，才会真正明白，凡是给自己送钱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朋友。他讨好你，巴结你、关心你、顺从你，为的都是你手中的权力。一旦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的时候，一旦你不能再对他提供保护的时候，他马上就会骂你、恨你、咬你。
口袋里没钱，存折上没钱，但心里装满钱的人最苦;口袋里有钱，银行里有钱，但心中没钱的人最幸福。
政府每每颁布一条禁令，有的官员就多了一条生财之道。
在当今社会，是挣钱难还是挣钱易?应该说，有人挣钱难，有人挣钱易。也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或者说是多数人挣钱难，少数人挣钱易;正当渠道挣钱难，邪门歪道挣钱易;平民百姓挣钱难，贪官污吏挣钱易;正是因为贪官污吏轻而易举地把钱挣走了，老百姓才会挣钱难。
财富的烁人光芒，在领袖层面夺目耀眼，是财富故事的恒定元素。常翻常新的财富殿堂，万变不离豪门“霸权”。
垫在荣登财富之颠的“关键的少数”脚下的基石，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体力脑力付出之日积月累。若无出自不起眼的劳动者之手的一砖一瓦，任何高耸的财富大厦都堆砌不出，一个企业的财富奇迹是这样，一个国家的财富辉煌也是这样。
统观财富损益格局，长期固化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改，城乡、地区、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制度漏洞下的一夜爆富神话与公共权力寻租中的腐败敛财屡见不鲜，无不反映出劳动者的财富分享权利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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