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中国具有权力是几年的事情，它随着媒体的市场化取向而逐步形成的。传统媒体只是官方工具，它完全依附于党政权力。但是，当媒体被推向市场，其生存依赖于市场的时候，市场就成了媒体的衣食父母，媒体对党政权力的依附就大为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就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又使其拥有了一定的干预社会的能力。
党政权力当然不愿意媒体摆脱其控制，但是，媒体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市场经济社会也不可能没有服务于社会的媒体。党政权力既无力在严格控制媒体的同时保证其满足社会的多种需要，又无力供养庞大的传媒系统，于是只能让它走向市场，给予其一定的自由度，这就是媒体有限权力的来源。另外，在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党政权力尤其是中央政权有时也会利用媒体的监督功能。在这种长期互动下，在媒体这一新兴权力与传统的党政权力之间也形成了潜规则：只要不伤及主管部门及其党政领导，媒体对下及对外地都拥有一定的自由报道权。
反思逐渐成为新闻媒体的一种常用形式。所思多是天灾人祸，又与正面报道反着来，于是爱之者有，烦之者也有。反思，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这反思的文章，可以做得深，也可以做得浅，这要看反思到谁的头上，反思的步子迈多大。反思以事实为依据，是搅拌了思想分析的叙与议，往往直指深层次的原因，抓的多半是热点问题，是代读者将事件条理化、系统化，又写于受众急于知情之时，因而更具有渗透力。
媒体搞反思，试图让读者看到表象之后的东西，是要往深里说，不免与通常允许的口径有错位之处，在适宜上有个合不合的问题。党政机关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推进工作的各种手段的搭配，加入“佐料”的时机和数量，这无疑是正确的。媒体只能帮忙，不能添乱的道理也在这里。但出于私心私利的考虑，假以党政机关的名义，借助管得着的方便，行护短、捂盖子之实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搏斗式的舆论监督和反监督，这些年来火药味越来越浓。维护稳定的幌子掩盖了失职和腐败的真相，兼顾了展示政绩的重任，便会有新闻发布会上的谎言，有对采访调查的的威胁和阻挠，有对本地媒体反思事件的预先禁令。于是，同一事件外地媒体的报道和反思就扎到了痛处，当地媒体却装聋作哑;迫不得已要“总结经验教训”，那也得“下手轻一点”，也经过几级领导反复推敲，严格把关。反思是毁坏不良政绩的重磅炸弹，是抖落“家丑”的无情之手。反思过后，往往是一些人头上的乌纱帽落地;反思也可以成为官场斗争的一把“刀”。
现实中缺少英雄的时候，媒体上的英雄就会增加;媒体上的阴暗面缩小的时候，现实中的阴暗面便已扩大。媒体是扫帚，它干净了，房子就脏了。
现实与网络的区别是，在现实中用真名说假话，在网络上用假名说真话。
本来，报纸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它的力量在于读者众多。西方人把报纸称为“人民的圣经，即人民赖以决定其行为举止的书”，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它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说种权力。
办报确实存在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不成为问题，报纸就是为大众的，不然印那么多干什么。其实，这是外行人的看法。在许多办报者，尤其是办报领导者那里，他们心中其实是只为几个人、甚至只为一个人办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那几个人或者一个人满意了，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就无所谓了。
那几个人都是什么人?第一位的肯定是省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第二位的是分管宣传的书记，然后是管组织干部的书记，再往后是宣传部长。总之，是能决定办报领导者命运的，或者办报领导者乌纱帽能不能戴住的人。
很多人干事其实是只为一个人的，为了让这个人高兴，让这个人重视。如果这个人不高兴或者不重视，就等于白干，因而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就纷纷出笼;有时，领导人的一个眼色，一个表情就足以让人改弦易辙。
为什么要给一个人办呢?因为这个人能决定他的升迁荣辱，决定他的命运。其实，这些办报的领导者有时低估了高层领导者的觉悟，很多现代领导者很善于利用舆论工具推动工作。有些问题他们也想解决，却苦于没有适当的时机，如果媒体披露了，他们就可以以此为由，解决问题。我们常见一些领导人在报纸上做批示，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因势利导的工作方法，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连这个都不会，还当什么领导。
9.4 媒体与新闻发言人
为什么政府要设立新闻发言人?因为社会在进步，隐瞒消息已经不可能了模拟不用正确的信息占领传播空间，就会有不正确的信息占领。公开透明远远好于隐瞒，你面对的其实不是记者，而是记者身后的社会、公众，你的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应当通过媒体寻求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面对突发事件，不能等到事件定性时才发布新闻，要采取“滚动发布”原则。第一时间发布的信息不一定全面，但这没有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信息，就滚动发布，并对过去发布的情况不清晰的、不准确的信息立即纠正。在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不求全，只求快，但必须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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