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的影响
任何影响都是双向的(虽然双方的强度不一定均等)。贪污受贿影响着道德风尚、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等，但这些因素也影响着贪污受贿。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对其他社会群体起着或强或弱的示范作用。官员，因其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关键地位，其示范作用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最大最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干部队伍中出了一定数量的贪污受贿分子，对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冲击力自然也就特别强烈。他们对社会最强有力的示范作用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表明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不劳而获的余地;二是表明公共权力是可以用来谋取私利的。这两者通常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权谋私是不劳而获的最佳途径，也就是前面说的“权力剥削”。
贪污受贿，关键是个“权”字，有权才能换钱。我国本来就是一个权力崇拜程度很深的国家，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经贪污受贿分子的现实行为一促进，民众对权力的崇拜程度就更深。于是，一方面出现了不择手段谋官做的情形，一方面又将自己手中哪怕小小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形成“人人受别人所卡，而人人又都去卡别人”的怪圈，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贪污受贿的另一方面又是以钱买权，也就是说，没有权，有钱也百事不愁。这又促进了“一切向钱看”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拜金主义思潮日见泛滥。拜金主义思潮达到一定强度，就将由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渗透到政治领域(权力运行机制中的“润滑剂”)，渗透到经济领域(贿赂型经济的倾向)，渗透到社会文化领域，金钱成为一切人际关系的维系。权、钱、人际关系在一般人眼里成为：权是爷、钱是爸、人情是孙子。人心中的权力崇拜、拜金主义，自私冷漠的一面，由于贪污受贿的示范作用而暴露无疑。
贪污受贿能得逞，关键的关键是掌握权力，而且权力越大越好，也就是说，要做官和升官。在我国现有条件下，想当干部或者想升迁，绝大部分取决于上级的评价和提拔。这一方面加深了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又使同一单位内部的权力斗争加剧。这两方面归根结底使我们社会的人际关系更不正常和更紧张。
贪污受贿，以其利用权势不劳而获而对整个社会进行着强有力的示范，影响广泛而深刻。我国发生的“道德危机”，其贪污受贿得对此负很大的责任。
与政治方面的损害和经济方面的损失相比，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影响更难消除。这是因为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机制非常复杂，是许多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一般地说，按原样倒着变化回去是不可能的;有的东西丢失了可以找回来，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回归的——特别是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年代。
贪污受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达尔文说：“任何生物的生存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外部环境。”这句话应用于人，就有两层意思：当自己不适应外部环境的时候，就改变自己;但外部环境不适应自己时，尽自己力量改造外部环境。而这句话用在贪污受贿上，就可以说它要制造出一个适合它存在的藏垢纳污的社会环境;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也是为了生存下去的需要，更是逃避谴责和制裁的需要。其理想是在不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情形下壮大到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干部的一举一动不仅是在向民众进行示范，同时也是在向其他干部进行示范。尤其是当贪污受贿者没有受到有力的惩罚的时候，即便是其他干部能运用意志力约束自己不竞相效仿，但他们内心的骚动却不是那么容易平息的。作为精神支柱的共产主义理想突然变得模糊而遥远，理想与信仰一旦泯灭，随之而来的自然是革命意志衰退。
贪污受贿的扩散功能分为垂直扩散和水平扩散两种方式。
垂直扩散也可称为线性扩散，因为它是沿着权力网络向上或者向下进行的扩散。扩散的常见形式，有下级向上级行贿、下级使上级贪污、上级向下级索贿、上级纵容下级贪污受贿、上级命令下级行贿受贿、上级命令下级贪污等。
水平扩散是指在同一层次人员中的扩散。水平扩散也可称为散点扩散，因为它不象垂直扩散那样有一个网络可以追循。
我国的社会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围绕着私有制展开，经济领域、社会管理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调控关系不那么紧密，政府不是直接管理这些领域，而是间接管理，因此留下了腐败行为产生的空隙，主要表现为资本与政治的利益结合，表现为资本对政治的干预上。我国的社会体制围绕公有制展开，特征是公共权力介入社会各个领域，党政合一、政经合一、政社合一。这样的一个治理体系，在招募人员上具有严格的制度，一般人不可能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这个组织严密的治理体系。这体系若是运转正常的话，就不存在着金钱对政治的干预问题，不存在新财富得主凭借其财富进入这个政治系统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的冲击力和腐蚀力，这个“天衣无缝”的体系已经出现了缝隙，以钱为媒介进入我国干部队伍的口子已经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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