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行贿者的“手软”，并不只在于执法过程中，应该说，首先是立法的空隙，给行贿人提供了空间。现行法律对行贿罪的规定，总的说来表现为立法导向的宽容，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立法滞后于行贿的发展变化。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行贿犯罪的正确认定和处罚，削弱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行贿与受贿，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受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受贿方掌握公共权力，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上处于主导地位，而行贿方往往“位卑权轻”，属于“请求”的弱势，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并且基于社会文化中对官员清正廉洁的人格操守期望，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谴责也更为严厉。
从我国当前反腐败实践来看，对行贿者的过分宽容，一方面使那些尝到甜头的行贿者更肆无忌惮地得寸进尺，胆子越来越大，攻击性越来越强，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工作人员拉下水，这是当前腐败案件产生的重要诱因之一。另一方面，则容易造成社会上是非观念的混淆，在群众中产生“受贿有罪，行贿无罪”的错误导向，增加人们对行贿现象的容忍度和认同感，使人们由见惯不惊到竞相仿效。对行贿行为的放宽尺度，相当于暗示人们可以大胆行贿。长此以往，很容易在社会上形成这样的风气：人们遇到困难，首先会想到行贿 不是其他方法。更为严重的是，当这种风气在社会上逐渐形成，我们社会中所有正常的制度渠道都将变得无效。
当前反腐败实践来中存在着对行贿者的过分宽容，究其原因，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公贿的存在。
公贿，顾名思义就是用公款行贿。它是指党政机关、国有及集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为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小团体利益，用公款对有一定权力的单位和个人行贿的行为。近年来，公贿之风日益猖獗，在我国的贿赂案件中，不仅占有一定比例，而且呈上升趋势。
公贿猖獗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公开化、公然化。
由于目前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项目、资金和各种优惠政策，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重要动力。我国的倒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使人财物权都高度集中于上一级部门。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政治或者经济资源，各地各部门之间就要进行“争夺”;而掌握和支配这些资源的领导或部门往往又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因此，如何“争夺”，就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这个时候，公贿就成了一些人的利器。
在逢年过节或者是重大事项之际，向上级单位或者领导“进贡”，是公贿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此种类型的公贿，不但行贿的人振振有辞，一些群众和领导也“理解认可”。
其实，争取支持也好，联络感情也罢，都不能抹杀公贿权钱交易腐败的实质。它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政府正常运作的程序，践踏了法律的尊严。一个公贿盛行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
除了为“本地区、本部门谋利益”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外，强烈的个人功利色彩也是“公贿”盛行的一个原动力。公开场合，多数公贿者都宣称是为了争取工作上的支持，私下里很难说没有一点自己的企图：给领导留个好印象，为以后升迁铺路。
据调查，当前公贿的一个重灾区就是在职务调整变动之机，用公款行贿，打通关节，以求得“保位升迁”。从近年来查处的多起“卖官鬻爵”案件中可以看出，相当部分的“买官者”，特别是那些具有一定职权的人，用来行贿的钱都是公款。从最终利益的归属来说，“公款买官者”完全是用公款铺私路。如果说那些为了地方和部门利益的还事出有因的话，这种则是罪不可恕。
如今的公贿现象，是在封建官场余毒影响下，当前体制弊端与个人私利动机相结合的一种政治嬗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是清明政治的大敌。对公贿的治理不力，影响了对整个行贿问题的治理效果，进而也影响了反腐败斗争的整体进度。
因为受贿而东窗事发的贪官天天都有，但将这些贪官拉下水的行贿者被判刑的却少之又少。受贿者锒铛入狱，行贿者逍遥法外，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和受贿罪相比，刑法对行贿罪的处罚规定相对轻缓。在许多贿赂案件中，行贿人的主导因素越来越明显，为了将掌握实权的官员拉下水，各种行贿手段无所不用。
贿赂犯罪多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完成，作为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如果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守口如瓶，案件查处就非常困难。在司法实践中，多数贿赂案件是因为行贿者揭发受贿者才得以侦破，而行贿者之所以开口，很多时候是以司法机关“不再追究”的承诺为前提。于是，司法机关往往面临着两难，要么案件无法侦破，要么对行贿者网开一面，而后一种选择，显然是一种虽属无奈但又务实的选择。
如此选择，楸出了腐败分子，避免了一无所获，社会效果好，但法律效果却值得思考。揭发受贿，是立功行为，应该从轻发落，但是当绝大多数行贿者被免于处罚的时候，刑法中惩治行贿犯罪的庄严条款，就有被“架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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