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设立“舆论监督奖”支持新闻工作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便有些经不起推敲。湖南省郴州市煞有介事设立的“舆论监督奖”，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这是在支持新闻媒体开展工作吧。如果他们真想在接受舆论监督上表现出“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明的态度”，那用行动证实就行了，平时支持记者们的采访就行了，发不发奖品，则是很次要的事情。
中国腐败官员失去民主舆论监督机制的土埌在哪里?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几乎每一个被党纪国法惩处的腐败官员，都具有下面共同的社会属性：
第一，几乎每一个被党纪国法惩处的腐败官员，都是在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或者是给社会人群的公共安全利益造成了巨大的财产、生命损失，或者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恶劣的政治影响之后，才被党纪机关、法律机关发现!
第二，几乎每一个被党纪国法惩处的腐败官员，在其的党纪机关、法律机关立案查办之前的前一天，还具有“优秀干部”、“先进”、“人大代表”、“标杆”等等，诸如此类的光荣头衔!甚至于是国家级别的光荣头衔!而这些光荣头衔的取得，据说都是经过群众民主评议、监督的过程的!
这种恶劣现象的发生，就意味着在这些被党纪国法惩处的腐败官员的周围，群众民主评议、监督的过程，已经成了摆设，失去了正常的社会功能!
因此，在这些政治权力腐败现象中，除了腐败分子们的个人问题以外，中国社会人群的民主评议、监督的过程，失去了正常的社会功能，形成了这些政治腐败分子周围环境的“权力监督、权力制裁机制”的实际真空状态，才是中国社会政治腐败现象不能真正控制约束的根源之所在!
中国腐败官员为什么失去民主舆论监督机制?主要社会原因如下：
第一，无论是中国的官员，还是中国的普通社会人群，都没有真正建立、普及现代社会道德情操观念，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过程中，缺乏自觉地尊重人性，自觉地尊重别人的合法的社会权力、权益的思想意识;缺乏自觉地尊重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思想意识;缺乏自觉地尊重、遵循客观、公正、公平的社会竞争原则的思想意识;缺乏自觉地尊重科学思想、方法、原则的社会价值，缺乏自觉地采用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思想、科学原则，来提高自身素质，进行正常地社会竞争的思想意识;缺乏自觉地尊重、遵循社会法律，依法处理问题的思想意识，缺乏自觉地维护社会法律尊严的思想意识，缺乏社会法律至高无上的法律意识;
第二，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习惯于权力大于一切的思维模式!习惯于采用权力摆平一切问题，习惯绝对服从于权力的强制约束的生活模式!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尽管是人人痛恨政治腐败现象，但是，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中，却处处依赖权力、利用权力，走社会“捷径”，来获得个人利益!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所有的掌握一定权力的国家官员的周围，在这些国家官员的背后，都“挤满”了企图通过权力的途径，来获得个人利益的人群!
如果不能真正普及、建立现代社会道德情操观念体系，中国社会的政治腐败现象，就永远具有社会生存是土壤!中国社会的政治腐败现象，随时随地地都可以出现局部地、暂时地、彻底地失去民主舆论监督机制的社会现象!
12.18 关于监督问题
监督，就要怀疑，不相信性善和自律，而相信人性的普遍弱点。如此监督才成为必要。施行监督，政务必须公开、透明，以示公平、公正。君权神授，天然英明，不容怀疑，皇帝天威莫测，暗箱操作，玩弄权术，不能也监督不了，一切腐败由此而生。
君主专制并非没有法律，但多少朝代找不到半条制裁皇帝的法律。皇帝口含天宪，一言而为天下法。哪个皇帝会设置整治自己的法律，作茧自缚，自讨苦吃。皇帝是专制君权的最高代表，也是道德、真理、法律的化身。专制政体，人治体制，必须有这样一个不容侵犯的最高权威，否则就无法进行统治。这里恰恰缺乏的是法律的最高权威，造成一批又一批无法监督的人物。
皇帝专制，高度集权，大事小事一把抓，里里外外都当家。
体制内由上而下的自我监督，皇帝的话叫做“激发天良”，就是针对行政与监察合一的结构实行自律而言的。
种种恶果皆制度使然，正如马克思所说，专制制度使人不成为人。先使人不成为人，然后再清理掉一部分。君主专制集权政治，不可能形成体制内外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对权力全过程的监督。
清代沿袭前朝，设置了职司纠察的监督制度，但是它的职能却很难发挥，往往只能弹劾地方官。
清朝也有考核制度，三年一次。京官的考核叫京察;外官的考核叫大计。考核的内容是：年、资、德、勤。即健康状况、做官资历、为人品德、政绩勤惰。行之既久，敷衍了事。京察在皇帝的眼皮下进行，形成牢不可破的惯例。考核变成对一定职位的争夺，只有论资排辈，怎能调动官员的积极性。
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容易走向腐败，这一点已经逐渐化为常识被人们所接受，所以，与其相信一个人的道德，莫不如相信严格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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