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时候，我们的制度和监督就象过去的门神，只是用来吓唬人的。真正的制度和监督，应该是让人无机可乘，一做坏事就身败名裂、鸡飞蛋打。
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同级太软，法纪监督一把手太晚。
透明就是最好的监督。也可以说，监督的最好方式就是透明。
从目前人大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情况看，并不理想。其一，行政权的扩大化趋势使人大监督权在许多方面受制于政府行政权，使人大不敢监督;其二，在监督的时间和形式上，往往没有实时性，流于事后书面汇报或政府相关人员的口头汇报，使人大无法有效监督。最关键的就是不透明。
在现有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之下，下级几乎没有监督上级的可能。“一把手”在本地本单位至高无上的地位，事实上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一手遮天也是轻而易举，这就使民主集中制和下级监督徒有虚名。更由于决策、执行过程缺乏公开和透明，下级对上级的工作缺乏了解，想监督也有相当难度。即便有人敢于监督，由于监督体制不畅，监督者的日子常常也不好过。而且，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和上级唱反调的人，即不会有领导喜欢，也会被视为另类而不被广大的人所接受。
下级监督上级，在操作层面上，首先是不知道如何监督，对于上级的腐败行为一般下级难以知情，在强调服从管理的理念下，下级不敢管上级的“闲事”;好事能知道，但无须监督;需要监督的却一无所知。这在客观上为下级监督上级带来了难度。其次，下级没有办法监督，作为下属，自己的升迁都在上级手上，制度设计是上级任免下级。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设计得很好，但是操作起来还有很大问题，目前在一些基层部门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权力的构架是个“金字塔”，对权力的监督则应该是个“倒金字塔”。权力有多大，对其监督的力度也应该有多大。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党内监督做出了详尽的规范，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此外，针对“一把手”的监督，还有人大和政协监督、司法监督、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相较而言，党内监督、人大和政协监督、司法监督、已经建立了相应的规则，具有了一定的效能，而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最容易被忽视，因而最需要特别强调和保障。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监督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但人民监督要真正发挥作用，要需要一定的制度背景作为依托，否则只会消解于无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于官员财产公布制度迟迟未能建立，普通公民无法通过法定渠道了解官员的财产状况，无法从官员的住房、股票、家庭成员供职等方面判断其廉洁程度，对官员的廉政监督几乎无从谈起。同样是“一把手”，一个县里的交通局长和一个省里的交通厅长，差别是很大的。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中央领导提议“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历和财产”，但直到《公务员法》的公布，也没有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文字。
至于舆论监督，现在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不仅是上级媒体如何自上而下对“一把手”进行监督，而且还包括与之平级或者级别更低的媒体如何对“一把手”进行监督。
很多中国人是热衷于当官的，但如果“这么多限制、挣钱不多”，人们还热衷于当官吗?怎么个当法呢?
需要考量或者说存在问题的是，中国官员的管理还缺乏一种长效机制。这种机制应当体现的基本原则是:官至愈高，限制愈多;权力愈大，监督愈严。如果中国的官场整肃成这样，人们还热衷于当官，瑞典人也会羡慕中国的。
细细琢磨，“机制”和“制度”还是有所不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很多高官落马，可能在腐败时的一种借口，就是“死”制度管不了他这个大“活”人。“机制”却是活的:有机的、机体的，都是动态的，用“活”的机制管“活”的官，才会使官“活”得规矩。
从“制度”转变成“机制”很重要的一条是建立透明的社会监督制，让群众雪亮的眼睛发挥作用。即使老百姓不能查到部长们缴没缴电视费和他们因公请客的菜价，也应当让公众知道哪些规定、条款可以让他们考量到干部官员的从政操守。
处以上干部要填写收入申报单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从申报单看出来。可惜的是，很多问题并没有从申报单看出来，至少，我们还没听说过一例腐败案是从申报单败露贪官的。为什么会这样，缺少“机制”，即社会监督，这一弊端可以从申报单流程上看出:上级下发申报通知到处长以上干部，公众不知道;处长以上干部填写，公众不知道;处长以上干部上缴，公众不知道;上级单位审核，公众不知道;申报单入库，公众不知道;申报单年长日久，慢慢变黄，公众不知道。
没人知道的申报单，不知道处以上干部是向谁申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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