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腐败行为的后果
腐败行为的后果是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对于腐败行为的后果，学者们都认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提法，但却往往忽视了“严重”二字。笔者认为，腐败的生物学释义为腐烂，指生物体已败坏到了严重的程度，因此，腐败一词引申到政治领域，也应包含“严重”这个意思。当前，一些学者提出腐败“零”容忍、“一元”腐败也不允许等说法，是没有理论依据的。把虽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但情节轻微的行为当作腐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在界定腐败概念中的重要作用，但却把“严重违背纪律和法律”作为腐败行为后果的具体表述，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腐败定义和基于腐败定义的反腐倡廉理论应该是制定反腐倡廉纪律和法律的基础，而不应该是相反。因此，以纪律和法律来定义腐败概念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笔者认为，纪律和法律不能用来界定腐败概念，但在判断一种行为是否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方面还是有重要参考作用的。
在我国，党员占国家权力行使者的绝大多数，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党员犯错误的情况来更好地认识腐败问题。近几年，全国纪检机关每年处分的党员中,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的不到万人，只占全国党员总数的万分之一点几。也就是说，党内出现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虽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但腐败问题决不像个别人说的那样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需要注意的是，腐败概念泛化并不是指把腐败概念从狭义扩展到了广义。而恰恰相反，防止和纠正腐败概念泛化现象更应注意腐败广义概念的发展，因为反腐败斗争从关注国家权力滥用到关注更大范围的公共权力的滥用正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何祚麻院士认为有两种腐败：解放前的腐败是大多数老百姓活不下去的腐败，是反动政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腐败，解决这种腐败的唯一办法是革命。但是，现在出现的腐败，是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有较大幅度的改善，是生产力有飞速发展情况下的腐败。解决这种腐败的办法是改革，即在发展中、在改革中来解决腐败问题，而不是摧毁这个政权。至少在当前条件下，中国的迅速发展正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现有政权仍然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老百姓不希望改变这个政权。
腐败与反腐败的多学科研究比较
各个不同学科对腐败问题的研究有各自的优点与不足。
从政治学学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政治学将腐败与权力的滥用联系起来，揭示了腐败的政治本质，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在对腐败问题的研究中，政治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是权力，忽视了权力之外的因素对腐败的影响;其次，政治学对权力导致腐败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不够透彻;最后，政治学对反腐败活动本身的成本—收益缺乏整体性把握，对廉政建设的成本估计不足。
从社会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社会学主张通过社会发展来制约和平衡政治国家的权力，从而防范腐败;在社会转型中促进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给不同的利益主体提供平等、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适当补偿和矫正公职人员的角色变动。但社会学分析也存在局限：首先，社会转型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社会学对腐败的根本原因把握不当;其次，社会学对腐败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动机研究不够全面;最后，社会学的反腐败战略过程过于漫长。
从文化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文化学深入到腐败现象背后的社会传统之中，从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层面来剖析腐败，抓住了腐败的历史文化根源，从而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文化学对腐败问题的分析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文化虽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但它在本源上毕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因此不能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其次，在考察文化的作用时，不能以偏概全;最后，对于迫在眉睫的政治腐败而言，通过制度建设、思想教育、观念引进很难一下子撼动社会的整体文化模式。
从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其主要成就是提出了寻租理论，提出要建立一个多层面的反腐败战略。当然，对腐败的经济学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核算模式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第二，经济学对政府官员的角色评价比较消极;第三，经济学的腐败理论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第四，经济学新提出的建设性廉政方略并不多。
如何理解“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
这几天报纸和网站上都有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在上上下下都呼吁以制度建设遏制腐败的今天，这句话让人感觉有些怪异。细看之下，原来是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在一个记者会上的发言。他说，“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施行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原来他讲的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干副书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有利于反腐。
52书库推荐浏览： 净素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