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媒体的提炼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读。按照社会学的定义，社会制度就是人类活动的规范体系，它由三个层次组成: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二是行业制度，如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三是行为规范和执行程序，如立法程序、考核制度等。如果笼统地说腐败与这三个层次的社会制度都没有关系，那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就第一个层次来说，要在反腐败的问题上讨论姓资姓社，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估计比在市场经济上讨论这个问题更加困难，所以邓小平在市场经济上的“不争论”原则依然适用于中国官员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专家们将邓小平的“不争论”解读为务实作风，是指不要脱离实际问题，在抽象的理论上浪费时间，抱持一些没有意义的“政治态度正确”。就反腐败而言，目前可以讨论、有意义的讨论恐怕还在于社会制度的第二、第三个层次。
今天，普通民众要认识到这点也并不困难。而位高权重者则更是早就洞幽烛微:当年铁托在谈到斯大林个人崇拜等问题时，就曾说那是个制度问题。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邓小平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把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归结为思想作风问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干副书记提到的“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可能指的是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腐败的确与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但一定和制度建设有关系。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的有效的反腐措施，无一不是完善四个方面的制度:一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等部门的互相监督，使权力不得随心所欲;二是反贪监察体系，关键是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三是公众参与机制，形成没有压力的全民反贪格局;四是国际合作机制，通过国际公约和司法合作来打击贪官。中国近年来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绩，应该说也离不开这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尽管显而易见，仿佛妇孺皆知，但也并不是各个地方、各个层面都能真正地进行反腐制度建设。如果人们简单地理解“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这句话，就很容易认为贪污腐化的主要原因是个人“灵魂堕落”。迄今媒体对落马贪官的报道，很少有深入从制度层面进行剖析的，大多还是添油加醋地描绘他们的道德情操如何失贞，甚至主要怪罪到老婆和情妇身上，前几天，四川广安还闹出了市纪委聘任地方党政一把手夫人做“家庭纪检书记”的笑话。
再说回到社会制度的第一个层次，也有人持放开争论的原则，认为这是解决包括腐败在内的所有问题的良方。现代国家无论谁都强调民主，所以有传播学家干脆认为，社会制度就是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偏向社会福利和劳工权利一点，那么社会制度就偏向社会主义;公共舆论偏向自由竞争与经济效率一点，那么社会制度就偏向资本主义。而在透明的舆论环境中，无论社会制度偏向哪方，腐败都没有立足之地。
第十三章 官与关系
13.1关于关系学
中国人常常强调：他们称为“关系”的特殊情感，在其政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亲密关系是否存在，依赖于两者之间是否存有关系基础。构成特殊情感关系的基础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中国文化中，关系的基础要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是否拥有共同的认同对象而定。换句话说，具有关系基础的人通常都拥有某些对他们个人很重要的认同对象，例如家庭、家乡、学校、或者工作场所。这种认同可能是由承袭而来的，例如故乡、血缘等。
特殊关系基础对每个人的重要性，随着个人所重视的认同事物而有所不同。然而，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却会促成某些认同形态。有四个因素可以影响这些认同形态以及关系基础的类型》第一，政治体系的层级将影响到何种特殊关系基础会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必须考虑谁与谁之间拥有情感关系。第三，政治舞台的类型对关系形态会有所影响。第四，关系基础的相对重要性可能随时间而有所改变。
地缘。由地缘关系而产生关联的人，拥有共同的家乡认同。在中国的中央层级政治里，地缘关系基础可能具有其普遍性和重要性。
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仅次于地缘关系。围绕着中国血缘关系系统的是差序等级和复杂性。中国亲戚关系中父系家长制的特性使宗亲与姻亲两种亲戚关系在政治上产生差异。
同事。政府组织中的同事关系大都是在诸如同一单位中的主管级人员间发展而成的。
同学。同学关系的重要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拥有学位即握有政治权力的帝制中国，一同读书并通过考试的同学所发展出的关系，具有广泛的含义。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也很大。个人受教育越高，学历对他的身份认同也越重要。换言之，大学的同学关系较中、小学的同学关系重要。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体系中，高阶层的政府官员通常教育背景也比较高，因此同学关系在高阶层官员间的影响力，似乎也较它在低阶层官员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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