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驻京办确实需要整顿。但是，仅仅依靠行政命令简单取缔，显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目前的中央——地方关系框架内，地方政府和企业具有设立驻京办的强烈冲动，即使行政取缔这些驻京办，它们也会以其他方式变相存在。
推动地方政府和企业设立驻京办的原因很简单：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掌握着地方政府所需要的资源，也掌握着地方政府无法躲避的审批权。
巨大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财源，对地方政府有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却带有相当大的任意性。目前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是，尽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相当庞大，却没有一部关于转移支付的权威性法律，各地应该得到多少中央转移支付，缺乏明确的核算办法，相关中央政府部门的官员则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由此自然催生了“跑部钱进”现象。
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某种停滞，政府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对经济的管制。尤其是近年来，面对地方政府推动下形成的投资热，中央政府大量使用行政、土地、环保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最为显著的是强化国家发改委审批项目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热衷投资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自然也到北京为本地的投资项目进行公关，或者为那些被突然宣布为违规的投资项目进行疏通。
总之，各地政府和企业设立驻京办，乃是因为在北京、在那些权力部门，可以通过公关活动得到资源或许可。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大是导致各级驻京办激增和腐败问题层出不穷的原因。仅仅对驻京办动刀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至于地方政府官员在驻京办的腐败，不过是地方政府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地方财政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个附带后果。
“驻京办”变”蛀京办”
每年3月，是各地“驻京办”最繁忙的月份。因为“两会”召开，各地高官浩浩荡荡进京，“驻京办”人员忙于迎来送往。在此前后，他们还忙着给上级部门和横向关系户拜年送礼。
对前来京城的家乡官员或官员家属的迎来送往，是“驻京办”主任最耗时、最无奈的任务。那些官员或官员家属来到“驻京办”，如同当年皇上到了行宫，“驻京办”需要绞尽脑汁，提供全天候服务，管吃管住管玩，用公款支付所有开销，完全不受约束。
“驻京办”财源充足，并成了“美食中心”。北京人可以如数家珍：云南驻京办的云腾宾馆，山珍野味鲜美;贵州驻京办的贵州大厦，小吃绝对值;七省大院内的福建驻京办，佛跳墙最地道;山西驻京办的三晋宾馆，有最本色的山西面食;新疆驻京办的新疆饭店，大盘鸡、羊肉串、葡萄乾炖羊排，无不道地。
许多地方官员利用“驻京办”，为自己寻找发财晋级升官的捷径。为了在北京和中央发掘政治靠山，他们不惜花钱买路。“驻京办”除了为家乡官员找出路，还要为地方跑项目、拉经费，所谓”跑步钱进”。
一位“驻京办”的话具有代表性：“我的工作，就是将礼品不露痕迹地送到领导手中。所谓公关，就是对部委司局长领导人的喜好了若指掌，陪他们打牌、旅游、喝酒，或买字画、古玩。礼物太贵会给人家添麻烦，也不能太便宜，关键是投其所好。我的工作箴言是：事事以领导满意为宗旨，事事以招商引资为取舍，事事以专案服务为目标。”
地方政府还有另外一招：选择农村青年女子，作保姆培训，送到北京，再由“驻京办”送到中央和部委高官家中当保姆，联络感情，取得信任，打探消息。在关键时刻，这些保姆向这些高官倾诉家乡需要报批的专案，令高官为乡情而动心。
渐渐地，“驻京办”职能异化，变成“蛀京办”。“跑部钱进”，必然与腐败挂鈎。“驻京办”成为腐败高发区。各种大案要案“驻京办”往往脱不了干系。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案中，该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因贪污被判无期徒刑;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案中，该区“驻京办”副主任李一洪因贿赂罪被查办;沈阳慕绥新、马向东案中，该市“驻京办”主任崔力因贪污索贿被惩处;大庆市国税局长那凤岐受贿案中，该市“驻京办”副主任李洪波被查处;其他被查办的，还包括广州市“驻京办”副主任詹敏、江苏省“驻京办”主任吴廷祥等。
包括省、市、县、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等设在北京的“驻京办”或联络处，至少10,000多家。实际上，对“驻京办”的管理与监督失控，成了三不管地带：别人管不着，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
驻京办现象与中央地方关系剖析
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论上要说清楚已不易，现实问题解决起来更难。我们现在就面对着一个难解的现实问题——“地方政府驻京办”“跑部钱进”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威胁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为，这种现象的实质是“个别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是“特殊化”，而不是“均等化”。 这种现象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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