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缺少自治能力和经验，往往成为乡村基层政权干预乡村自治的借口。这使得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往往有名无实，继而大量出现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集体资产被少数人控制、村民自治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这三个焦点矛盾，成为引发农民群体性反抗事件的导火线。
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干预和恐惧，尤其在当前部分乡镇政府处理群体性反抗事件过程中，出现“以民制民”、甚至默许暴力的现象，不但会激化农民与乡镇政府的矛盾，而且会使中央政府在农民心中的权威流失。
中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是层层集权、部门分割、压力行政和全能主义为基本特征。政府权力和功能过度扩张，管理职能过多，管了许多管不了、不应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事”的负担又直接加重了政府“人”的负担和财政困难。特别是长期以来，从上到下的各种任务和指标不断，迫使基层政府增加机构和人员以完成任务，导致过度膨胀，最终都转变为政府的财政负担，并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渠道转嫁到农民头上。
22.4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改组是当今中国最热门的活动，据说现在已经有54万家国营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把国有企业一口吞下，是当今迅速致富的捷径。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并有志于此，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去做：一是绝对不要把国有企业当成国有资产，也不要相信它是全民的财产;二是你不要费尽心机谋求企业赢利，以获得上级的奖励(这种奖励虽然不少，但与你的目标相比就太不值得了)，因为一个经济效益好的老总是令人羡慕的，有些人会因此跃跃欲试，你也就干不长了;三是你要换个思路，努力把企业搞得一年不如一年，当然你要准备好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企业年年亏损，麻烦很多，你的位置就不会对人有吸引力了，你的位置反而很安稳;四是要不断向上级报告企业的困难，巧妙的诱导职工到上级机关求助，当然你要做出积极化解矛盾的样子，取得上级的信任;五是适当的提出改制方案，即“管理层收购”办法，同时对企业的资产要尽可能地评估得低一些(这是你的关键利益所在)，同时要利用上级部门急于成功的心理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当这一过程变为现实的时候，你就象做梦一样成了大股东，身价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以上，多么神气。
在权力大规则控制的财富原始积累中，人们真的无法分清到底是体制资源的积累，还是企业人物的创造。人们真的无法分清这到底是一些政经通吃的“变形商人”、“产业政客”，还是一些忍辱负重的企业家。
新的政经力量登场后，国家战略开始走向寻求内部的均衡，意图防止急速的转型和过分的财富差距，将中国社会的秩序颠覆和断裂。
在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在艰难前进的时代，因为财富占有和分配的悬殊而被凸显的财富阶层，最终演变为秉持正义的媒体和 揭穿真面目者，追查不公正现象的重点对象，人们将被压迫和被限制的批判，过度倾泻到企业阶层，这往往能赢得大众的认同。
那些重大的企业丑闻，所彰显的“老板”的中国式权力膨胀，管理习惯的章法无度，与其生存的商业环境一脉相承。这表明，企业内部缺乏一场商业伦理和企业管理上的自我革新。曾经披着“全民所有制”神圣外衣的庞大国有企业，在政治、权力和官场规则下传承企业价值;而新生民企的价值传承，则回到血缘纽带上。
在这一场企业控制权的斗争中，中国企业界自发“管理老板”的倾向是如此微弱，以至于当老板开始代表的资本意志、财富、权力、秩序，以及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甚至人性对此无止境的贪婪上升为游戏规则时，他们就开始习惯于追求毫无节制的成长方式了。
国有企业更加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官企”。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中呼风唤雨，并作为中国企业改革标志性成果的央企。
这些官企，其第一位的属性就是其政治属性，就是其在政治差序格局中所享有的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官企的企业领导人大多是有某种政治级别的。在央企，企业领导大都有部级、副部级、司局级的政治身份;而在地方，则可能带有厅级、副厅级之类的头衔。
“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量，而不是一种经济和利润计算。
不过，政治属性并非中国官企的唯一特点。在中国，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产权名为国有，实际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资料显示，多年以来，这些靠垄断、权力甚至国家财政和金融救助积累起巨大利润的央企，竟然从来没有向它的所有者——人民，分过红。
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官企在追求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它们将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诸多官企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将成本转移给公众实现的。当今中国官企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于官权，在于其超越经济优势之上的政治优势。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官企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其实力也越来越令人侧目。在这狂欢的背后，公众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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