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铁腕下的稳定，民众没有发言权。民众的意愿能不能表达、能表达多少，全看铁腕“铁”的程度。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由一个铁腕在规定。由一个领袖来为全体国民作决定，表面上的稳定下面，是内在的不稳定。是大家为着过更好的日子，才选几个人来管理公众事务，把他们叫做政府的，怎么可以本末倒置，出来个“铁腕”，违背大家的意愿，按照个人意志来规范社会、扭曲大家的生活、窒息自由、扼杀人的天性呢?真是一不留神，主人变奴仆，公仆变皇上。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和去世，对社会不会发生什么大影响。从土库曼斯坦总统去世后局面的诡异，就可以知道，铁腕的稳定是暂时而靠不住的。一方面，这不是大家认同的正常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民众从来就没有与对立意见如何协调共处的经验。高压一旦撤去，非常社会的弊端会突然显露出来。一旦被驱逐和被压抑的对立政治力量走到一起，他们之间的对话，要比习惯于民主沟通的国家困难得多。我们只能遥祝土库曼人民好运气，能够比较平和地渡过一个转折期。这是必定要发生的转折，早发生比晚发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人能永远禁止土库曼人看芭蕾舞。
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预想不到的事件，不在乎它的大小，却常常是引发社会矛盾、决定民意走向、推动各种力量重新组合、造成政治格局变化的导火索。于是，利用危机处理、化险为夷，争取主动、为我所用，制肘对手，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常常是政治舞台上各种人物施展拳脚的基本功。把握的好坏，往往有战场上那种转败为胜、化险为夷或者风云突变、土崩瓦解的功效。
善于把自己的坏事变成好事，把对手的好事变成坏事，是一门政治艺术。
官场斗智的大忌是：暴露意图太早，事先设计谋划不周，因情况掌握不准而把自己的软肋暴露给了对手，结果是没打倒对手反而自己受伤了。
官场争斗，往往是正义斗不过邪恶，有文化的斗不过没文化的，讲道理的斗不过不讲理的。如果在官场分出个“精英”和“乡党”的话，那就是“精英”常常斗不过“乡党”。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文化素质高的领导干部，斗不过那些文盲加科盲但却精通官道的乡党。知识性的干部处事按政策、循规则，而这些政策规矩恰恰是约束官员不轨行为和随意性的。没有文化，脑子里规矩少、框框少，目无法纪的人，他们胆大妄为，在笼络人心和玩弄权术上又灵活自如，却很符合官场传统的运作潜规则，因而他们在官场上常常左右逢源。
著名的“基尼系数”就是一套预警机制。0.4是它的警戒水位，超过0.4后，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不该有的“仇官”心态
“老板虽然有钱，但是在有的官员面前就像‘三陪小姐’——心里极端厌恶反感，为了赚钱还要笑脸相迎……”在二级城市搞房地产开发的小陈这些年虽然赚了点钱，但谈起一些官员的“权力寻租”依然让他感到压抑和愤懑，觉得无处宣泄。
由于私营企业主、个体老板等人群是权力寻租的主要对象，不满官员腐败，但又不得不随顺种种“潜规则”成为他们的复杂心态。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事件中，特别是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情绪宣泄中，容易诱发这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非正常释放。
民营企业家、公司老板普遍表示，当前最痛恨的就是官员搞“权力寻租”，以权力配置市场资源，扭曲了正常市场经济原则，使守法经营的人也不得不接受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他们说，企业为此支付的“隐性成本”至少占收入的10%以上。
检察机关的调查也表明，商业活动中的行贿、受贿已成为一种“潜规则”。工程建设、医药购销领域是商业贿赂犯罪的高发区，并呈现出向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及电信、金融等行业延伸的趋势。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如果任由公权私化，干部深陷利益格局，可能导致“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造成政治和经济两大系统功能发生紊乱，致使地方党委、政府公信力丧失，直接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并引发群众与政府的尖锐对立和社会价值观念的畸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大型企业或知名企业家由于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遭遇“吃拿卡要”、“潜规则”的时候相对少一些，一些权力部门对他们往往有所忌惮。但是，中小企业却普遍缺乏与之抗衡的能力：要么接受“潜规则”，要么“出局”。这种状况让不少中小老板深恶痛绝。
可以说每一个有审批权、检查权的部门都有一套“潜规则”，都有自己的“专车道”。不知道有多少项目被“埋葬”在这些“潜规则”下，也不知有多少企业被“拖垮”在这些“专车道”上。
“仇官”心理非理性释放的风险
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社会的失序或混乱无疑是大小老板们较为担心的局面。但是，如果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遏止，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事件中，特别是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宣泄中，一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释放往往会增加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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