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利益关系的调整，作为改革“受益者”的新兴阶层的心态变化会日益复杂。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中产阶层壮大、公众民主意识增强、各种文化思潮泛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现象，极易产生社会冲突。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如何遏制腐败，防止部分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释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引起各方重视。
“权利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我们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参政议政，使权力的运行更为公开透明，也许是遏止权力寻租的一个出路”。
“权力致富”焉能不引起“仇富”?
中国是个“权力致富”的社会。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历史上每当到一个朝代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的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的口号就是：“均贫富”，来聚惑人心，可见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其实贫富差距不光是中国社会才有的现象，即使在西方民主社会也广为存在，可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偏偏能引起人民暴动呢?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很特别，因为这种富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官富”，是一种“权力富”，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中，谁只要拥有权力，谁只要当上了官，谁就能富。谁的官越大，谁也就越富。过去中国最大的官是皇帝，所以皇帝是中国最大的富翁。刘邦当上了皇帝不就洋洋得意地说：“我弄下的产业比起大哥来哪个大?”这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财富做法，世界上哪一个人能够相比?
权力的本质被来就是一种侵夺式的，是彰显人性之恶的手段，所以它付诸实施必然是强盗式的，是赤裸裸式的掠夺，也是血淋淋的。作为“权力致富”，当然也是靠血腥的手段获取的，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聚天下之财力供一人之享乐，这种过程还不是靠武力强占的吗?还有成吉思汗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肆掠夺，很快就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最富有的人，这样的财富不也是沾满鲜血吗?……像这种权力致富，实际上并不能引起广大人民心服口服的尊崇。因此陈胜吴广就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历朝历代为了打破这种权力致富之手，也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尽管这些起义最终也变成了“权力致富”的变质者，但在起始应该是以打破“权力致富”作为号召的。
权力，因它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划分为民主权力和专制权力。民主权力是有限制的权力，是由广大人民，通过一定的社会民主制度把其规范到正常的轨道上，从而彰显一定的人性化，而专制权力是没有限制的极端权力，是绝对权力，一般为独裁者所有，它完全掌握在专制独裁者手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人性本恶，而权力是促使人性发挥最大恶的催化剂，它可以使人的恶性发挥到极限，所以如果不对权力进行限制的话，它会贻害无穷的，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出现的暴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权力的性质既然如此，作为攫取财富的“权力致富”当然也是如此，在专制制度下的权力致富是充满血淋淋的，它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也无道德规范，更无法律制裁。比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皇帝，许多人出身实际上是穷光蛋，比如朱元璋还不是一个穷要饭的，后来通过奸谋和武力登上了皇位，成为最富裕的人，还有历朝历代的文臣武将还不是通过长官权力来富裕的吗?所以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什么手段能迅速致富，那就是权力。
而现在权力致富在中国更是屡见不鲜，据了解，目前中国在位的高级领导人许多都是富翁，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子女更是富甲一方，其财富远远超过那些辛辛苦苦的企业家。
这种现象当然在民主社会是不会存在的，如果问美国最富有的人，大家绝对不会回答美国总统，而在中国如果问谁是最富有的人，一般有几种回答，一种是国家独裁者，一种是某个私人，但回过头来一看，这些私人的财富也许今年位列第一，明年很可能跌落监狱，比如牟其中，比如刘晓庆等，可见还是权力财富来得实在，基本上谁也打不倒的。最好的回答就是中国最富有的人是江泽民、胡锦涛、邓氏家族等。
权力致富的根本性质是掠夺、压榨、剥削，是靠掠夺别人的财富致富的。因此，权力致富从来不尊重道义，而且贪得无厌。在权力致富普遍的社会里，必然会存在着大量流离失所的穷人。比如清朝时期开始的野蛮圈地，社会上不是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吗?而权力致富的本质也决定了这些穷人是得不到救助的，如果他们会救助穷人，那又为什么要掠夺穷人呢?正是因为权力致富造成了穷人的现状，又怎么指望权力救助呢?这就好比狼咬断了羊的脖子，你还能指望狼能治疗羊吗?所以对于开头的几个例子我们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现在中国的权力致富更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比如贪官动辄几亿、数千万，这不是权力置换吗?每次的国企改革，使得极少数人暴富，绝大多数工人下岗，这不是权力致富吗?还有医疗、教育等校部门富得流油，不也是又为这些部门掌握着医疗、教育的权力而致富的吗?还有电信、天然气、石油等部门不是也因为处于垄断地位而实际上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说涨价就涨价，使得财富都流进了他们的口袋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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