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站所有的给养都是守备区派卡车送来。车开到山下便没有路了，边防站的官兵就牵了马，一次次去山下驮。有粮食、蔬菜，包括上级的一些指示和文件。
这里和外界沟通只能靠一部老式手摇电话，电话线因为和守备区的距离太遥远，三天两头地会断线，然后就得顺着线路去查，有时很容易找到;有时候找不到，那部电话也就成了一个摆设。
唯有边防站那部无线电台可以昼夜与守备区指挥部联络着。那是一部战备电台，不到紧急关头，不会派上用场。无线电波却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和指挥机关联络着。
黎京生所在的排，负责着几十公里的边防线，日出巡逻，日落而归，循环往复的戍边任务，让他们有了责任和使命感，而单调的生活却也令他们生出许多无奈。此时，往返于邮电局的信件，就成了他们与外界沟通的桥。天气尚好的时候，邮递员每周都能过来，但遇到大雪或大雨的天气，一月半月的也不一定能投递上一次。
在边防站，一封薄薄的家书被战士们看得往往比黄金还要贵重。
身为排长的黎京生，可以说是边防站的老兵了，单调、孤寂的边防生活，也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自从认识了徐锦春，他的生活就有了一种期盼。他盼着周六那一天的到来，只有到了周六，他才可以带着一个班的士兵名正言顺地下一次山，去小镇看望徐锦春一家。每一次，战士们都把每周六的下山当作是放假。一个排三个班，轮流下山，去小镇的同时，采买日用品的任务也就顺便完成了。于是，每周一次的下山，就被战士们当成了自己的节日。遇到工作忙，或者天气不好，周六下山的活动就被取消了，就只能眼巴巴地等待下一次。战士们遥望着小镇的方向，那时有着他们的梦想和期盼。
黎京生接到了徐锦春的来信，但他并不知道这是徐锦春写来的信。信封上只写了“内详”二字，在这之前，他没想到徐锦春会给他写信。
当他拆开信封，一张信纸夹着一张照片出现在眼前。照片上的徐锦春正用一双清纯的目光望着他。他怔住了，呼吸有些急促，他的手甚至在发抖。以前，他和徐锦春的交往只限于眼神的交流，这种无语相望应该定位于朦胧的初恋阶段，而此时徐锦春的照片正躺在自己的手里。一切水到渠成。这是徐锦春一次大胆、真情的表白，这份表白一下子就击中了黎京生。
在边防站生活了四年的黎京生，早就习惯了眼前单调的生活。四下里除了山，还是山，排里的三十几个人也都熟得就像亲人一样。如果没有徐长江烈士的出现，黎京生的生活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了，此时的他可能正在北京的某个单位上班、下班，穿梭在人流之中。
一切都是因为徐长江烈士，让他认识了徐锦春，正是那一双清流澈的目光，一下子就走进了他的内心。单调的边防站生活就多了一种色彩，这种色彩可以用青春或者初恋的颜色来形容。
尽管他与徐锦春之间的感觉还只能用暗恋来形容，但此时的暗恋被徐锦春的一张照片打破了，两个人一下子就进入了初恋。黎京生捏着照片的手慢慢地就浸出了汗。
就在这时，副排长苏启祥推门走了进来。黎京生一怔，慌乱中把照片揣进了怀里。但他惊慌的动作，还是被副排长苏启祥看到了。
苏启祥是山东兵，说着一口山东话，和黎京生是同一年的兵。苏启祥的脸上总是油光光的，一茬又一茬的青春痘风起云涌着。没事的时候，他就拿着一面小镜子，左左右右地去看自己那张青春勃发的脸。苏启祥是农村兵，最大的理想就是入党、提干，他的口头语是“俺农村兵不能和你们城市兵比呀，俺得奋斗哇”。他在黎京生这批城市兵面前，显得很是谦虚，有时就谦虚得过了头。他经常用庄稼来比喻城市兵和农村兵，他说城市兵是长在没涝没旱的风水宝地，不用想，一年到头也会有个好收成。农村兵呐，就长在了盐碱地里，有了好收成，那是风调雨顺的结果;没有收成，那也是正常年景。他还经常冲身边的城市兵说：你们行啊，进步不进步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都有个工作。俺们可不行，在部队没个出息，俺回家还不是得挖地球去。
苏启祥怀着农村兵普遍的心态，在边防站奋斗了四年，努力了四年，终于提干了，成了边防站的副排长。黎京生比他早提干半年，先是副排长，后来就是排长了。排长的级别是二十三级，副排长在当时的部队序列里号称“二十三级半”，职务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实习期，实习期一过，就理所当然地升为排长了。
苏启祥和黎京生是同年兵，黎京生此时是排长，他还是实习级别的副排长，他就经常感叹道：黎排长，还是你行呀，你们城里人长在风水宝地，俺们可是盐碱地啊。
他虽然是这么说，心里还是知足的，毕竟是部队的干部，怎么也是吃国家饭的人了，这对世代农民出身的苏启祥来说，他知足了。
每周六去烈士徐长江家里做好人好事，苏启祥也是去过的，但他对徐锦春一家的态度与黎京生大相径庭。在他眼里，徐锦春一家是城里人，日子过得再差，也是有工作的。只要有工作，就不愁吃喝。
边防站每周六去徐长江烈士做好人做事，他是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在排务会上说：俺觉得没有必要每周都去，徐长江烈士是为了给俺边防站送信牺牲的，俺应该尊重，但俺们的任务也很重，年呀节的，去慰问一下，俺觉得就可以了。也就是表示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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