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后中日之间又发生冲突了，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自1915年2月底至5月初，中国留学生为此热烈讨论。通过《中国学生月报》大家主张对日作战。“对日本立刻开战”便是当时的口号。我为此事甚为焦虑，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让我引一段信上的话以显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战争意志，以为我个人的态度和我个人对全体同学的忠告。我的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弟兄们：
从上期[中国学生]月报上所表现的[抗日]情绪来看，我恐怕我们都已完全昏了头，简直是发疯了。有一个同学会竟然主张：“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纵使是W.K.钟君(译音)这样有成熟思想的基督徒，也火辣辣地说：“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纵使这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也只有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可循……让我们对日抗战，被日本征服，做比利时第二!”纵使是本刊的总编辑，他在社论上曾忠告我们说，感情冲动实无补于对当前国难的研讨;我们除运用感情之外，也应诉诸理智——纵使如此主张，他在本刊的另一页上也认为：“中国人如今只有对日作战(毫不迟疑地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从上面这一段可以看到当时我的同学们主战的情绪了。因此在我的公开信上，接着便陈述我个人对大家的忠告。我说：
这些在我看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疯癫。我们都情感冲动，神经紧张——不是的，简直是发了“爱国癫”!弟兄们，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冲动是毫无用处的。情感冲动，慷慨激昂地爱国呼号，和充满情绪地建议条陈，未尝有助于任何国家[的危难]。谈兵“纸上”对我辈自称为“[留]学生”和“干材”的人们来说，实在是肤浅之极。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4)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如祖国能度此大难的话——这点我想是绝无问题的;或者去为祖国起死回生，如果祖国真有此需要的话!
弟兄们，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我敢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我们的总编辑说，我们有百万雄师。让我们正视现实：我们至多只有十二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量不过四千三百吨的第三级的巡洋舰。再看我们有多少军火罢?!我们拿什么来作战呢?
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再说比利时罢。那个英勇的比利时!亲爱的弟兄们，我愿披肝沥胆地向诸位陈述：用只手来推挽大海的狂澜，算不得勇敢;以卵击石，更不算英雄。再者，比利时原亦无心自招覆灭。吾人试读比国作家查理·沙罗利(CharlesSarolea)博士所著的《比利时如何拯救欧洲》一书，便见分晓。盖比利时深知[一旦战争爆发]英法两国必然赴援，加以该国对其号称世界最坚固的堡垒的李格(Liege)和安特渥堡(Antwerp)两地坚固防线也深具自信心，而自觉有恃无恐。所以，比利时才为国家的荣誉而孤注一掷。这是真正的勇敢和英雄气概吗?弟兄们，请为比利时着想;且看今日比国，为这一英雄光彩所做的牺牲，真正值得吗?
我并无意非难比国人民，我只是觉得比利时不值得我们仿效而已。若有人硬要中国去蹈比利时的覆辙，则此人必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总而言之，让我重述前言，请大家不要冲动，让我们各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求学!
远东问题最后解决的症结所在，不系于今日的对日作战，也不系于一强或列强的外在干涉，也不系于任何治标的办法如势力平衡或门户开放，更不系于任何像日本门罗主义一类的策划。最后的真正解决之道应另有法门——它较吾人今日所想像者当更为深奥。但其解决之道究在何处，我个人亦无从探索，我只是知道其不在何处罢了。让我们再为它深思熟虑、从长计议罢!
深盼大家在诅咒我之前，细读拙文。[实不胜企祷之至!]弟胡适于纽约之绮色佳城⑨
从上面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留学生当时冲动的情形，同时也可看出我自己在此紧急时期如何试用我的不争哲学以盱衡世界大势和中日关系。
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我也记录了[1915年]5月6日——那个决定性日子的早晨我自己的情绪。就在这一天中国政府决定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对“二十一条要求”中的重要部门做重大让步。原来在前一日的夜间我已辗转不能入睡，所以6日清晨我便上街去买了一份塞拉克斯城(Syracuse)出版的晨报。拿了报纸，我走到工学院后面狭谷上的吊桥，俯视这一为水冲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我不禁想起老子的名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这些最坚强的岩石，还是被柔弱的水所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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