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像白先生就是比较好的例子;他出身外文系而且长年在美国任教，我相信只有这一类的人才能真正比较像样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些对国际新潮流毫不理解，只是盲目激烈的人能维护古典文化。中国大陆在最近就曾有一些人出了一个傻点子，他们提出要中国二百多个剧团，把明、清传奇每个剧目都演一遍;如果真的演下来，那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观众真是要倒尽胃口，昆曲恐怕就从此灭亡了。
当年梅兰芳声名正盛时，他周围就有好多对古典及现代文化思潮皆十分了解的清客，如齐如山或许氏兄弟，他们确实具有现代文化素养。他们知道哪些戏还能在二十世纪存活，而哪些则不能，所以这才能更相得益彰地造就梅先生。
白：就正如您讲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在五四时被打得一败涂地，只有照那些没有突破性的老药方是不能起沉疴的，而要兼容中西，整个文化才能起死回生。
悲金悼玉《红楼梦》
白：我们再回来讲《红楼梦》，您说贾母这个角色，她替宝玉选宝钗而不是黛玉，这正是《红楼梦》这部作品最高明的地方，因为它写得合情合理，现实种种的因素，贾母非选宝钗不可，而造成一个必然的悲剧。
余：我想《红楼梦》是许许多多自然人生的组合，因为它道出了人生的况味，才会引起我们的共鸣而流连不舍。它确实不是像一般红学家所说的，仅是影射一段历史或清初某个人物。我们都不会太有兴趣去关心这是影射什么朝代，或索隐哪些人物。刚才白先生说起的贾母在《红楼梦》中造成的悲剧决定。但这个决定又如此自然，如此合理，如此不可改动，这个从每个人的生命自然逻辑当中体现到人生的诡异。
第三部分第6章 白先勇说昆曲(13)
贾母真正爱宝玉，她疼爱黛玉也不是虚情假意，她出于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考虑，她只能让宝黛分开。贾母对宝黛二人的爱，和宝黛自己要选择的那一种爱竟是如此不可调和，与宝黛过不去的，只是一种巨大无比的社会必然性，连祖母的脉脉温情也抗逆不了。我也曾思考过：贾母如果不是做这样的选择，而宝黛如果真的成婚，那他们也不会幸福的，无法想像两个性格如此相同的人可以一起过日子;他们老是在吃醋、猜疑之中，永远只在维护自己的情感不被人家侵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认真考虑过成婚的问题，更无法想像他们两人成婚后如何过日子。这些可使人想到人生原本就是陷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吊诡组合之中。
反思文化行苦旅
白： 我再往下介绍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文化苦旅》;余先生也是现今中国大陆非常有名的一位散文大家。他的散文无关风花雪月，它有一种很独特的风格，借山川之灵秀浇胸中之块垒，转折之中独见幽冷。余先生是中国文化的考察者，他亲自去过很多文化名城、名山，观察体验所得，再经过反省深思写出这部《文化苦旅》。它的性质说它是散文也可以，说它是对文化的省思也可以，它有多层次的蕴义。看了这本《文化苦旅》，我有近似读柳宗元的散文，如《永州八记》的韵味：它有淡淡的苦涩，借水怨山;幽独的抑郁，但苦后转甘，有倒吃甘蔗的胜韵。书中的《江南小镇》、《上海人》、《老屋窗口》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的确是一流的文字、一流的散文，而且正满溢着我们前面常提起的“人生况味”四个字。这本书对中国文化有深切的苦思，我想听听您的感受。
余： 这本书开始写的原因带有一种偶然性，但是一进入以后，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不能停笔了。
我们对文化的思考光靠理论解决不了问题，文化大多数是感性形态;当然理性形态的如新儒学等也都是很重要的课题。当我们接触这许多感性形态的文化时，我们会思考：古人怎么生活?现代人怎么生活?如果只是硬从纯理性的形态把握住文化，那将有好多部位无法把握，而这无法掌握的部位也许是我最动感情的地方。所以我就干脆用散文的方式来表达出我这种感受，而加注在理性感情之外的那些网络，我觉得对我是更重要的。
第三部分第6章 白先勇说昆曲(14)
而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在以前确是一个散文大国，如刚才白先生提到的唐宋八大家等。我们散文的传统非常好，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散文变成那么造作，好像当人们要写散文时，情感马上要调理过来，变得那么矫情，这类的散文已经把我们古代散文的传统完全断绝。我在思考文化时，从散文这件事上也产生出某种文化的悲哀;散文明显地是衰弱了，不是因为数量少，而是它的素质变坏了。本来散文的力量是很大的，它可做的事情很多，但现在它的载重量那么小。所以我就开始写了，想改变一下散文的素质，最初它是登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专栏上。登出以后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发生，似乎中国的读者群一下子产生了对过去那类散文的抱怨;而读者也感觉到有一些文化思考是太枯燥、太艰深了。我们其实都活在文化中，为什么不表达自己一些感受的东西呢?我这几篇实验性的散文让读者觉得是一条新路，也就是把文化反思感性化，让添加的一些艺术提高文化本质。
这本书读者的热烈反应并不一定是我的文章好，关键是在：社会对这些文化问题也有普遍性的饥渴。其实我们可以由一种感性的状态、亲切的方式，很诚恳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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